也许这个人在历史和政治的烟云里他连颗尘埃都算不上，但我还是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关于他的传奇部分有那些喜欢拷问历史擅写人物传记的人去写一写，我就只写一些关于他生活的琐碎。我写这样的琐碎是因为这个人的没有善终多少跟我有点关系，我亦想以此文字作为一种纪念。

多年前的某个下午，我到镇上的文化中心去借书，管理图书的向我介绍了一位老先生，说：“这是你家先生的大伯！”

我看这位老先生跟我们家最高家长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皱纹多一些，眉宇间好像还多点别的什么。其时我正赶着要去上课，便恭恭敬敬地尊了他一声：“大伯好！”，然后就匆匆地离开了。

回家问王老三关于他大伯的事，他说：“他孤身一人，在监狱里呆了几十年，性格有些孤僻，很少与人往来。”

知道他是个政治犯以后，我没有过多地问他坐牢的原因。后来在大街上遇见他，也还是恭恭敬敬地尊他一声：“大伯好！”

他说话的语气温文和善，偶尔我也会站下来看他走路的样子，有一种特别的稳健和从容。

仅此，我就被告到了最高家长那儿，被大声训斥了一顿：“你们，不准跟他来往，谁跟他往来，立马给我搬出去，滚！跟他来往就是想他的钱，你们这些蛀虫！老鼠！他的钱让他捐给希望工程好了！”

我听出来最高家长并不针对我，只是借我敲山震虎而已。后来我知道大伯从监狱里出来后不久，国家归还了他被捕时没收的一些财产，并对他进行了赔偿，他有一大笔钱由他上海的妹妹代为保管，他享有很高级别的养老待遇，只是他习惯于简朴而已。他刚刚刑满释放被遣回原籍时也是在祖屋里和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的，只是后来得了那笔钱，由上海人出面让他出去独自居住了。我问上海人为什么能够掌控他的钱和他的生活，上海人自己告诉我，说他在狱中他们坚持每年去探监，为他花过钱，这边连去西北的路费都没有。也是，患难见真情嘛！当然，上海人现在也很勤勉辛劳，正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香港的一些老字号银行和商铺，想要讨回大伯于解放前存放在那些地方的钱物，只是那些地方众口一词，得大伯本人去领，无奈大伯拒不肯去，态度坚决，上海人没有办法！

然而，除了钱我还听见了希望工程，我的小心眼儿着实地动了一下，捐谁不是捐？但我后来又知道家中的兄弟姊妹私下里跟他都是有往来的，相互间猜忌眼红，只是瞒着最高家长而已。虽然，我们学校所有住读的学生都还住在几年前发大水、外地捐赠来的木板棚里，但为避嫌，我也就不动这个脑筋了。

我再到文化中心去借书时，他还是在那儿看报，有时也帮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我也就经常地随便跟他说一声：“大伯啊，你给我找本《东周列国志》吧！”

他就给我找来了《东周列国志》。

“你给我找本《世说新语》吧。”“你给我找本鲁迅的《古小说研究》吧！”“你给我找本《十日谈》吧！”有时他会对我说：“这里没有，要过段时间，我到别处给你借。”大凡我要借的书他都能帮我借到。有次我对他说：“你帮我找一套《中国通史》吧，我要范文澜编的。”每次他帮我借到书就放到我们学校的传达室里，然而这一次我竟然是收到由上海的一个邮局里邮递过来的一套崭新的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厚厚的有十五卷。虽然我后来也没怎么认真地去读这套书，但有时还是觉得有这么一位大伯真是不错。说实在的我也就是要借书看书时才会想起有这么一位大伯。

据说他自搬出去就没有来过祖屋。只有一次，在一个秋阳高照的中午，我回家吃午饭，门前停着辆乌亮的小车，进门我被隆重地介绍给一位来自北京的长者，最高家长让我称他姑父。大伯正站在他的旁边。这位姑父， 他的白发和神采让我想起秋月临江时的那种浩然与飘逸。上午我在办公室就听说过有位延安时期的财政大臣、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今天来我们镇上了，还给小学校捐了一笔钱。其时我没有想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他竟然是在我们家吃午饭。

老实说，平时我对于家长们晒他们家从前很是不屑，我也很不受最高家长待见，但家里真的来了香港人法国人什么的，最高家长大概认为我还是上得了台盘的，也就常常让我陪同接待。这一次最高家长指定我作陪，我没敢怠慢。我们的大伯是这位姑父儿时的伙伴，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后来，一个去了延安，一个辗转于武汉、重庆和上海。当然和这位姑父一起去延安的还有我们的大伯和最高家长的堂妹，他们在延安结了婚，这就是他此番归来要求在我们家吃饭政府不必招待的原因。他说他老了，总得在见马克思之前回老家来看一看。在饭桌上，他们没有谈彼此的过往经历，只说了些过去老街上的物事人情，儿时的美味趣谈。我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没敢插一句嘴。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对我们的大伯的过去有了些好奇，但也没有认真地去问，此后他再也没来过祖屋。直到他离开后，我才一点一滴地从不同的家人那儿听说了一些。

关于他的离开我是有些愧疚的，起因于有一天王老三说要砌房子，最高家长不准他砌，父子俩吵了一架。

“砌什么房子，房宽不如心宽。”

“我砌房子不用你出钱，你看你的报纸，没事喝喝茶喝点小酒打麻将。”

“你不生病，不找我麻烦就是帮我大忙了！”王老三说。

话虽这么说，但最高家长还是不放心，由于他老人家其他儿女买房时他都贴了钱，现在他的手头上的确没有钱，便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小儿子，他吵啊闹啊，要儿子等几年他有钱了再砌，不过他再拧也拧不过儿子，最后只好将我叫了去。

“你去跟大伯借钱吧，就说我让你去借的，数字由他定，归还由我，他肯定会借给你的。”我在诧异的同时，感觉到跟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借钱，无异于敲诈或者抢夺!

回家问王老三，他从床上一骨碌坐起来吼道：“你敢跟他借钱?！”

“不借就是了，发什么火？”我说，“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个父亲的心，不去借钱也要承认这是一份情！”

我没去借钱，可就在我们刚刚顺利地砌完房之后，最高家长又将我叫过去，交给我一把钥匙，说：“大伯走了，不再回来了，他把钥匙留给你，要你把他屋里剩下的东西处理掉，房子交还给公产房屋管理处。”

其时我很忙，教三个不同班年级的英语，还做一个班的班主任，人几乎卖给了学校。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带了几个杂工，像打扫战场一样，迅速地将那些旧橱子柜子旧衣服等等的分别送给了湖西在这边租房住读的学生家长，一大堆旧的英文的中文的报纸书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我就只挑了两本估计我能看得懂的书回来，一本英文版THE RISE AND FALL OF ADOLF HITER（《阿道夫·希特勒的兴亡》，一本英文版Life on the Mississippi（《在密西西比河上》）。我把钥匙交给房管处，然后就匆匆地赶到学校上晚自习去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最高家长让我跟大伯去借钱的谈话让家里其他人听见了，于是纷纷地行动起来，有的说是孩子就要上大学了还没有学费，有的说是孩子要结婚，有的说是给工厂发出去的货没有收回货款，工厂打官司了，法院就要来封门了。向他借款五千一万两万的都有。大伯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放在身边，只好到上海去要他自己的存款，精明的上海人过来一看，“呀！个个向他伸手！”于是二话没说，迅速地给他收拾好行李，将他带到了上海去居住。

此去经年，家长们已分别离世。

后来听说，大伯的几十万存款，被上海人用于炒股，连同上海人自己的钱赔了个精光，上海人几近跳楼。大伯孤身一人病逝于上海一家养老院，临终前身边没一个亲人。死后连买一块墓地的钱都没有，骨灰寄存于上海一家殡仪馆。

有一天，王老大召集兄弟们说，“我们受大伯牵连吃过不少苦，在祖母去世大伯奔丧回家时，虽然他手铐加身，便衣随后，可在临走时人家留下了五百元钱。因了这一大笔钱，我们家这么多人，在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一个。就冲这一点，我也要把他的骨灰领回来！”

于是大家纷纷念起他的好来，他给孩子们交过学费，给买房买物的侄儿侄女都贴过钱，就连王老三去沈阳途经北京遇见他，他也悄悄地在他的口袋里塞了一百元。

兄弟们于二一年将他的骨灰领回来，在他们的祖坟附近买了块墓地安葬了他。

家里后来有人问我，“你在处理大伯的房子时有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仔细地翻一翻？他会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或者支票现金什么的留给你？要不他怎么让你去处理他的房子？”

是啊！他有那么多侄儿侄女，他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处理他的东西？像我们家长这种人家穷得一无所有有可能，某一天在哪个角落里地底下墙缝里挖出个金疙瘩银宝贝一坛子大头什么的也不足为奇。只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朝那个方面想，这只能进一步证明我的确没脑子少根筋。但我也时常对于我的没脑子感到很欣慰，它使我的内心很坦然，真的要是在那时得了一笔钱，我今天的愧疚可能会多得多，而大伯留给我的或者说很久以来我对于大伯的感激，是钱和物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