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1999年提出21世纪领导人将由管理别人转向管理好自己。他认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位伟大人物都无不是管理好自己的典范，好的自我管理者必须回答五个问题。而“我是谁”是五个问题里的第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即使成为伟大人物和领导者不是我的目标，“我是谁”也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自我拷问，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不停地向社会说明的问题，个人本质问题。

一个社会人是需要身份识别的，自打出生就有血缘、性别以及其后的姓名、籍贯、学历、身高、血型、配偶、政治面貌和工作经历什么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组织和个人需要了解你，你自己也需要不停地完善，这反映着你这个人的概貌，构成你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源”质量。在反映一个人的概貌要件当中，血缘、姓氏是要要件，它能够回答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你是谁！

我姓王。这个中国第一大姓，在高邮也占姓氏人口的7.32%的姓，用“500年前是一家”这句老话来说，我在高邮有很多亲戚。有人会说我老家是兴化的，不能算纯粹的高邮人，我是坚决不能认同的，我出生在高邮。我现在出版或者发表作品需要有作者介绍的都注明自己是江苏高邮人，供职于某单位。哪怕是临时工的身份也不难为情。

500年前我祖上或许就是高邮的，300年前迁徙到了兴化，再65年前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回到高邮。我的这个假设不是没有可能，现在的高邮城里人有几个往前推两三辈子不是三垛或者车逻的乡下人？汪曾祺的祖籍徽州歙县，可他就是自称高邮人，加一个扬州都不愿意。他儿子汪朗，著名的美食作家，做自我介绍也说得明明白白：祖籍江苏高邮。这意味着什么，做何地人其实可以是一种选择，看你对这个家族生息繁衍的故乡、生你养你的地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自称高邮人，除了他是高邮女婿，更有着他对高邮的深厚感情。

我们家没有族谱，也没有记述宗亲关系的只言片语。我爷爷单传，我父亲单传，且他们都大字不识一个，寻根问祖也就只能到我爷爷这辈，我耳聋八岔的父亲年近八旬，委实也说不出什么老王家的历史。这也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家族亲缘关系的厘清，也不去做祖籍所在追溯的原因。从功利角度来说，怕也找不出能够给我写小说的素材。

我们王家是什么家庭好像并不重要。直到有一天女儿作为一个问题问到我，我不得不回答，我才认真地审视这个问题。我沉吟半晌，说我们家是工人家庭。再想想，也不实事求是，我早已脱了工人身份，家里除了我都是硕士以上学历。于是我又心虚地说，大概应该算知识分子家庭。我忽然意识到这种改变，这种改变的意义。转而我理直气壮地要求女儿，我们都这种家庭了，你要进步，可不能让这个家庭“瓦匠吃晚饭往下爬”。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一个家庭以及家族成员身份认同对后人的激励作用。

最近在高邮《姓氏文化研究》期刊里读到乡贤姜恩柱为宗谱的题词：“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激励族人勤奋进取。“也读到伟大的毛泽东同志语录：“一个中国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漂泊多远，编入宗谱，列入门墙，祭先祭祖，托庇于列祖列宗的福荫下，总是他最大的心愿，人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以及认同感。”我惊叹，宗谱可激励族人，对整个中华民族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高邮的文化领导和有识之士组建了“高邮市姓氏文化研究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这是惠及乡里，也是造福后代的事情。该会这本旨在寻根、探索、传承、研究的《姓氏文化研究》期刊，让我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启发。

我想，假如我祖上是赫赫有名的“高邮王氏父子”，我的追求大概不会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脱学去当一名工人。家学、家教、家风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女儿考研究生，择业选文化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家庭影响、父亲职业的改变。

受此触动，我决定开始撰写我们王家的家谱。有胜于无，家谱就从祖父开始记述。

不由得感慨，现在的家谱载体是多么好，除了纸质的书写，还有电子版的，网络云储存大数据作支持。不像过去会因战火或者灾难而毁坏，也不会因迁徙辗转而遗失。除了文字，我们还能够留存下有关我们家族生活的图片、音频、视频。

下次，我移民新西兰的小女儿回来，我会给她很特殊的家族传承，一份《王氏家谱》。要让她知道中文姓氏，让她知道出生在高邮，让她知道她是中国人的血脉。

看看，家谱的作用和意义这就很具体地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