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七二年底穿上绿军装走进军营的。一踏进这所大熔炉，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是她把我从一个幼稚的青年，逐步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军人。在她的怀抱里，我入了党，提了干，当上了军官。

记得一九七三年元旦，老兵班长徐铁怀从新兵连队事务长那里，领回来一沓子人民币，给我们班上12名新兵，每人发了六块钱。我拿在手中，数了又数，喜出望外，高兴又不解地问班长：“这是什么钱？”班长说：“是部队应发给大家的生活津贴费。”“什么？部队还给我们发‘工资’呢！”天啊！这个好日子，就是打灯笼也难找。我们身上里外穿的、头上戴的、脚下套的、身上盖的、住的全是部队包了，每月还拿六元津贴费。后来我才慢慢晓得：津贴费是贴给各人平时购买牙膏牙刷用的。我心里在暗想，当兵是让我们来尽义务的，怎么还给我们发钱，这么个好日子到哪里去找，我一定要珍惜。

六块钱津贴费虽不是什么大数目，就当时来说也是不小的收入了。记得大集体年代，父母亲辛辛苦苦，起早贪黑，一年苦到头，年终眼巴巴盼“决分”，全家几个劳动力才拿十几块钱回家，有时还超支，欠生产队的算往来账。

六块钱津贴费拿到手后没几天，记得是个礼拜天，我和几个同乡新兵，洗完各自的床单、枕巾、胶鞋、袜子后，约他们到新兵集训地大通县（隶属青海省）小饭馆里涮一顿，一人吃了一碗羊肉汤泡馒头，外加一小碟切成块的五香牦牛肉，花去两块钱，剩余的四块钱我用一封平信将钱夹在信纸中寄回了家，贴父母亲家用，并把部队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亲人和三朋四友。母亲收到我寄回家的四块钱很高兴，在回信中说，二儿子有出息了，当兵还寄钱回家，这四块钱太及时了。母亲把我寄回家的四块钱，买了一船半截头的碎砖头垒了个猪圈。

一位史姓的朋友在给我的回信中羡慕地说我太幸运了，吃的国家的，穿的国家的，用的国家的，每月还落六块钱，他说他虽在川青公社五金厂上班，但一天八小时，忙得要死，每月任务完成了，产品验收合格了，出满勤了才拿六块钱，什么开销都由自己负责，说我真是由糠箩里跳到米箩里去了。

打那以后，我把部队头一年每月发的六块钱，除了买一些必须的日用品外，剩余的每逢三个月凑个整数寄回家，母亲收到我寄回的钱，也舍不得用，笔笔都给我存起来了。后来听母亲说，我结婚前订亲下礼钱就是用的我寄回家的那几笔账。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每个月的六块钱给家庭解决了多大的负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