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县府的老的“名秘”共事不多，郑履成是其中一位。同他合作写文章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2年9月，由县文教局创作组编印的《珠湖》编辑到县委统战部组稿，出一期统战工作专号，约请统战工作人员与对象以诗文的形式为“统一必成、四化必胜”的愿景和践行行文造势。

头版领衔的文章是郑履成与我合写的。当时部里领导颇为重视。年长我十岁的郑履成对我说，你作为秘书写的公文部领导有过微词，不必介意，这次组写文艺性的稿件，你可以发挥长处。于是，我约请崔锡麟、金仲辉、童和斋、曹进等先生写诗撰文，还为部里同志代笔，填词《一剪梅·明月思乡》、《桂枝香·登文游台》，并将郑履成在落实政策、接待沟通中的有关人事写成散文《拳拳赤子心》，署上了我俩的名字。对此，郑履成不以为然，认为无须摆下这个阵势。他说，大院子的同志对我们知根知底，别人会笑话我们“装腔作势”，至于“拳”文，就写你一个人名字。诗词作品，千万不要署郑某的名字，将来我自己学写。经我再三说明，他才同意“拳”文以两人名字发表。那一期《珠湖》，确实让统战部“风光”了一下。但在郑履成看来，那只是统战工作步履行踪的一些印痕，不会作为统战工作“大事记”记下一笔。

郑履成最为欣赏的是该期《珠湖》上莫绍裘的新诗《风的寄语》。莫公极少写诗，也是出于“郑”情难却才赐稿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吃尽辛苦，在郑履成、成德坚等人落实政策中，郑公与莫公（即后来成为教授、著名诗评家的叶橹）成了君子之交的知音，从此，郑公读书即博览加精读，在与莫公对话中有底气有见地，两人诚挚相交了30多年。

郑履成还欣赏界首名老中医曹进的去日探亲随感《祖国呵，我爱您》。曹先生陪母去东京3个月，写了见闻、感慨，尤其是写了大谷饭店前五星红旗跻身十个大国的国旗旗林中飘扬，深感荣耀。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一片爱国爱乡的真挚之情。郑履成告诉我，曹先生受海外关系影响，吃过苦头，有过冤情，但是落实政策后曾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过：“祖国是母亲。母亲曾错打了孩子几下，孩子能计较吗？”曹先生这样坦荡的心胸与开阔的远见值得我们统战工作人员学习。作为曾经历过多次“运动”的我们，委实有些内疚和汗颜。

那些年月，郑履成、成德坚、曾德凤等一批老同志以认认真真、清清爽爽落实政策，为党熨平了多少人的心“折”。诸如王沛、熊纬书、杨汝栩、金仲辉等一批知名人士都成了郑公等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

后来，郑履成真的学习诗词写作，成了盂城诗社的重要一员，除了他的个人努力，与熊纬书等文化名人的影响、鼓励也分不开。“下放”寓居高邮20年的文化奇人熊纬书的晚年生活，有过一段“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的平淡老健、悠闲恬适的境遇。他鼓励郑履成学诗写诗，为他画了一帧扇面山水，背面题五律一首。诗曰：唐人高十五，老大学吟诗。……歌行邻李白，韵致近王维。云云。唐朝高适（小名十五）50岁学诗，仍成了与李白、王维为伍、才情韵致的大家。作为诗社秘书长的郑履成是很尊重盂城诗社社长熊纬书的。正是熊先生等人说文论诗、行吟不已，才开创了古城一代诗风。而郑公的身体力行，也才有了他的歌吟抒怀以及事业和人生的坚实步履。

这使人想起郑履成的工作和人生的行健履成。各人走的路程和留下的履痕总会迥然不同。郑公自有他独特之处，踏实、厚道、内敛，“俏也不争春”，长湖变迁，他乐于身居一隅，“满湖风雨看涛生”。陆建华多次提到邀请汪老第一次回邮，得以成功，离不开县领导重视，也少不了朱维宁、郑履成的具体过问、妥善安排。后来，汪老第二、三次回邮，因为郑公工作变化及退休，当时若干次与汪老会晤的场合，郑公都没有沾边，未能叨个末座。作为参与接待的我，对他曾表歉意。郑公很淡然。他十分欣赏汪老一个观点：希望更多的乡人走向全国，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文学圈子的“乡党”。筹备王氏纪念馆，他是筹备办公室主任。诸如寻找并敲定请程十发先生为“二王”画像，人们原以为是其他文化人操办，直到陆建华在专著中如实写明，是郑公亲自赴沪、一抓到底。病入膏肓的郑公见了，轻轻舒了一口气，欣慰地感谢老友“照拂”。他高兴地对来人说，在上海杏花楼宴请程十发夫妇，是他生平第一次吃鱼翅。

我和郑公第二次合作写文，是今年纪念褚元仿先生的文章。郑公说：“我讲情况，请你记录整理，我已不能写了。”于是，一篇题为《关注家乡的热心人褚元仿》便问世了。想不到的是，这是他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篇。

曾有人说，郑公也是属于“述而不作”的一族。其实不然，除了公文，他翻阅他的日记本示我，他的俊秀笔迹记下多少年的人和事，稍加整理，便是好的散文。就连他的名字和践行，也是隽永的意象，他身体力行地在昭示：

人各有路。一个用心与笃行向前走的人，都是用脚丈量着他的人生，都会留下深深浅浅的履痕。各色人等，千姿百态，也就有了纷纭绚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