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躺在床上翻阅叶兆言的《美人靠》，里面一篇《二十四年前那场大雪》唤起了我的回忆。记忆中的那场大雪虽已相隔二十八年，但仍还像一幅水墨画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初春，那天我和我们科长在汤山八三医院检查工作。八三医院是我所在部队的一个下属单位，当时我在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下午谈完事本打算在医院吃饭，这时我们副科长打来电话，说我父亲来部队了。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父亲来之前无法与我联系。科长知道后立刻决定和我驱车回南京。

车刚上路，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我坐在吉普车副驾驶位置上，只见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从车窗前掠过，粘在前窗玻璃上的刚被刮水器刮掉，很快又有更多的雪花扑上来。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司机打开了大灯。光柱中，漫天飞舞的雪花像扑火的飞蛾窜来窜去；路边的房子和植物上，已是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

三四十公里的路，开了近两个小时。到市区营房时，已是万家灯火，副科长已将冷得直哆嗦的我父亲安顿在招待所住下。我问父亲为何匆匆赶来，他说是不放心我的复习考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部队和地方都掀起了一股继续提升学历的热潮，军区后勤部决定组织一批年轻的干部到上海地方大学深造。在去上海复习迎考前，后勤政治部要对报名者进行摸底测试，筛选出有竞争力的和地方学生一起参加考试，以不丢部队的脸。得知这一消息，身为教师的父母亲欣喜万分。他们的三个儿子，由于生不逢时，一个也没上大学。最有希望上大学的我，高中毕业后下放当兵。待到恢复高考时，部队战士只能报考军事院校，且名额十分有限。一九七八年，我所在的连队有一个指标。当时我是班长，部队正要提拔我，我只好忍痛放弃，考试的名额给了班里的一个上海籍战士。他的基础很差，常拿着复习资料来问我，结果还是没考上。父亲心有不甘，寄了一套当年的考卷给我。我做了后寄给父亲，他请几个老师改了改，认为我好好复习一下，很有希望考上一所不错的学校。

次年我提了干，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二弟学习成绩平平，三弟考上了部队院校，但只相当于中专（后来学校升格为大专）。父亲一直为我遗憾，特别是看到同事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失落感更加强烈。建国之初，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一腔热血，加入了教师行列。他热爱教师这项工作，加上受出身等因素的影响，故而一直没有机会进高校深造。后来他快要退休时，学校才开始评高级职称。因没有高校文凭，父亲差点被挡在门外。等到我们弟兄三人进入高考年龄时，又赶上了“文革”后期的学业荒。上大学，是父亲的一个心结，一个梦想。这次我有了这样的机会，父亲能不兴奋不紧张吗。所以他特地跟学校请了假，赶到南京来要帮我把几门课“拎拎”。

那场雪下得实在是大。第二天冰天雪地，部队全都上街铲雪，回来后父亲就帮我辅导。父亲是历史教师，但他教过语文、政治，还教过数学、俄语，是个多面手。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历史地理我的基础也很好。在这之前，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我参加了江苏省首批自学考试，两门课哲学党史我都考出了八十多分的好成绩，所以我的历史课程在父亲提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免试”了，语文政治地理他也抽查了好多题目，我的回答同样让他放心。

接下来的几天由于雪下得太大，且气温太低，交通仍处于瘫痪状态，南京开往高邮及其他地方的班车全部停开。父亲白天就在我宿舍看书，我下班后就和我聊天。他和我说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情，说得高兴的时候开心地大笑，以往比较严肃甚至有点威严的父亲俨然和我成了朋友，帮我复习的事儿后来也都不提了。

又过了几天，交通逐渐恢复，我送父亲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看着父亲登上汽车的背影，我蓦地感到他有点老了，尽管他当时才五十三岁，但已不像我刚当兵时那般轻盈敏捷了。不知是这几天的深入交谈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还是为父亲开始变老而感到伤感，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

后来的测试、考试我没让父亲失望：军区后勤部组织的测试，我在一百多人中名列第二；在上海经过三个月的复习，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八十多分的好成绩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院，我的入学成绩在班上地方和部队学生中名列第三。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父亲比我还高兴。两代人的梦想，终于在我身上实现了。

二十八年前的那场大雪，给了我和父亲有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相处，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认识父亲，亲近父亲。十七岁下放，二十岁当兵，离家前还懵懵懂懂，偶尔回家也没认真注意过父亲，我自己有了家庭后更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老婆孩子身上，不知道爸爸妈妈始终在惦记着自己，牵挂着自己，更没想过他们已开始变老，他们在想什么，还需要什么样的乐趣。

谢谢那场雪。人间需要那样温馨的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