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一篇短文，说镇江市繁华的大西路兴建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六七十个春秋过去了，至今马路的下水道仍畅道，窨井盖亦无损。惹得不少人发出工程质量今不如昔的感叹。随手翻阅镇江市专家写的文章，当年主政镇江市政建设，主持兴建大西路和苏北路并为马路栽下第一批法桐树的是高邮人董赞尧。读到这里我忽然忆起《扬州民国旧事》（2010年广陵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扬州文史专家李葆华先生在两篇文章中也分别提到董赞尧，于是我脑中忽然跳出“雁过留声”这个成语。

董赞尧（名咨谋，字赞尧，后即以字行），江苏高邮人（1905—1992年）。日本大学经济系学士。1937年他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博士，惊悉国内芦沟桥事变，他立即放弃很快到手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专员、代理企业司司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从华东区特派员公署南京办事处主任位置上，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苏省建设厅厅长。1948年秋，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改组，他卸任去沪定居。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上海解放后曾受聘为私营上海沪太长途汽车公司经理，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66年获特赦回沪，后任上海市普陀区政协专员。

当年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市。八年沦陷，百业凋零，城乡到处破败不堪。省政府门前也是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董赞尧到建设厅上任，没坐办公室，而是身先士卒，亲率厅内官员，挥锹上街清除垃圾，又发动市民一起整治环境，未及旬日，市区面貌焕然一新。按他的规划，随即动工拓宽马路，主持修建镇江市第一条柏油马路——大西路，很快原本狭窄拥挤的小街变成宽阔平坦繁华的商业街，镇江大西路如同当年上海南京路一样，成为镇江市一张响亮的名片。与此同时，董赞尧又主持在北固山下沿长江修筑一条苏北路，即今日的江边大道。修建苏北路的困难并不仅仅是经费难筹，而是洋商的重重阻碍。日本投降后，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正卷土重来，气焰十分嚣张。在建的苏北路中间大段土地由美孚洋行油栈占据。地面有洋房，地下有油库和伸入江中码头的输油管道。要修马路，这些建筑必须拆除，但洋人极力反抗，并通过他们驻中国的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然而作为中国官员的董赞尧毫不退让，说：我在自家门口修路谁也别想管！为了向洋人表示“此路必通”的决心，他命工程队从路两头一齐开工，不断向中间的商行推进，步步紧逼。另一方面，他借用当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经验，发动群众不去洋行购油，江上任何船只不得靠近油栈，并断水断电断他的售货渠道，终于迫使洋人搬迁走人让地。同时还在沿江新建五座水运码头，使这段冷清的江边，成为船舶云集的商港。马路建成后，董赞尧又指挥工程队为镇江市栽下第一批行道树。40多年后，85岁的董赞尧返乡路过镇江，在老友的陪同下，旧地重游，看到当年栽的法桐已长大成围，绿荫蔽天，作为当年栽树人，想到的不是居功，而是换了人间的欣慰。

当年建设厅主管的业务十分庞杂，交通水利、农林牧渔、工矿商业、城建气象等等他都要管。面对如此重任，镇江人评点说：任务多多，政绩多多，董赞尧尽力了，在交通水利方面政绩尤为突出。沪宁公路一直是进出南京的要道，但因多年战事不断，破坏严重。时驻无锡市的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要求江苏省政府限期修通。因人力、财力无着，省主席王懋功万分焦急。交通部派来的公路局局长见状，也束手无策辞职走人。作为建设厅长，董赞尧去干公路局长的差事。首先带两个随员详察沪宁公路全线现状，然后提出修建方案立即着手实施。召集沿途各县县长会议，分段包干，重点地段和桥梁由所在县的县长和建设科长协调抢修。沪宁公路桥梁多被破坏，修桥木材紧缺，因为沿途木材市场的木料全为国民党修筑工事控制，董赞尧只好亲自赶到无锡找汤恩伯要木材修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于“还都”，京沪公路不通，作为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亦不好交待，只好同意调运木材修桥。这一段时间，董赞尧是日夜奔波在筑路工地上，终于在很短的限期内使沪宁公路全线贯通。应该说，董赞尧辛辛苦苦赶修的沪宁公路，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上海，提供了极好的交通条件。

苏北淮扬公路最早始建于1936年，但这条运输线长期被日本人操纵的运输公司控制。董赞尧任厅长后，立即收回路权，并协同沿县地方力量整修破损的公路。经他批准，省公路局同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在苏南创办过公路运输公司的章炎唐签订淮扬公路运输合约，正式成立“扬清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这条线南起六圩，北至清江（淮阴）。总公司驻扬州福运门，六圩设有办事处。沿途设六圩、扬州、仙女庙、邵伯、高邮、宝应、淮安、淮阴8个车站，又在洼子街、车逻、界首、汜水、泾河设5个代办站。客运、货运皆是当日直达，直到扬州解放，这条公路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扬州南河下运河上原来没有桥梁，过河靠人工摆渡。1947年随着淮扬公路的开通，福运门河南是长途汽车站，河北有轮船码头，日夜川流不息的人流常在两岸渡口拥挤不堪。当年江都县政府布告市民捐资建桥。有位师傅叫任大荣，是公道桥人，在上海开个小理发店，回乡时路过扬州见到布告，随即表示愿意为家乡做点慈善事业。当年造桥全用木料，费用三个亿（国币），任大荣洗囊捐资一个亿。董赞尧知情后十分感动，将大桥定名为“大荣桥”，大桥通车典礼上，他又亲临现场，向任师傅鞠躬致谢。这座大荣桥，直到1953年才被渡江桥取代，但这段故事，扬州人一直作为佳话口口相传。1987年，为编史修志需要，扬州人去上海拜访任大荣。75岁的任师傅住在虹口区一间不足20平方的斗室中，解放后一直以连家店形式经营理发店，生活颇为清苦，但他对当年捐资修桥的义举仍感欣慰。令访问者感动。

董赞尧先生虽为国民党高官，又手握重权，但他一生廉勤正直，困苦自守，两袖清风。1948年他卸职离任去上海定居时，因付不起高额房租，只好借住寡嫂家栖身。一日镇江朋友拜访，见他每日夫妻二人要打地铺睡厅堂，实在过意不去，说你当厅长，为镇江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如今无处栖身，我们于心不忍。于是朋友们出资替他购下两小间住房，并赠送一些简单家具，才算有个家。国民党撤台时，他本可以随同，但他选择了人民，留在大陆。后来遭受十五年牢狱之苦，这真是个历史的大误会。董赞尧先生逝世多年了，至今人们还记住他，当我们回顾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员”、曾经的“国民党官员”的坎坷一生时，我想所有人都会发出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