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湖北麻城学生自带课桌去上学的报道，余心有戚戚焉。当年我们是带着桌凳去上学的。

长到七八岁，垂髫之年，该到上学的年龄了。说实在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里下河偏僻的农村，一个孩子去启蒙上学算不上什么大事，并不受祖祖辈辈种田的父老乡亲看重，我的大姐、二姐就没有上过学，一直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当时还没有义务教育一说。到我们这一帮，每到新生开学季节，村小的老师们就开始挨家挨户动员适龄的孩子上学。开学了，母亲早已用废弃的布角料，针针线线缝制成一只小书包。把书包斜挎在肩上，我当时觉得忒神气，右手夹着一张父亲用柳木打成的小板凳，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后面，告别摇头摆尾的小猫小狗上学去。这些就是我们上学的全副行头。

课桌是不用带的。土坯垒成的土墩上搁一张木板，就是我们的课桌。我们就在这样的课桌上面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课，在上面写ａｏｅ、123。

校舍是茅屋。芦席上铺上一层厚厚的茅草做成屋顶。我们很快发现这样的屋顶简直就是天然的靶场。把废纸叠成狭狭长长的纸飞机，橡皮筋绕在手指上做弓弦，小伙伴们比试着射向屋顶，看谁射得稳，射得准。不多日，屋顶上挂满了纸飞机，像满天星星。一次，趁老师背转身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我忍不住手痒，手搭纸飞机，嗖，箭一般弹射出去，笃，钉在屋顶上，比平时任何一次都稳准。暗自得意。老师听到动静，转过身来，扫视全场，“谁干的？”透着威严。同学们目光刷刷投向我。年少的我涨红脸，低下头。老师走过来，手高高扬起，忽而轻轻落下，摸了摸我的小脑袋，“蛮调皮的！”至今犹记老师的宽容，他是不忍责备一颗童心、一份童趣。

校舍，土坯墙，一溜大约五六间。到了冬天，课余，穿着厚厚棉袄棉裤的我们，排成两队，倚靠在外面的墙面上，挤啊，挤啊，挤得满头大汗，浑身是灰。那时的冬天很冷很冷，地上的雪老厚老厚，屋檐上挂着的冰凌老长老长，冻得小手通红通红，就这样我们驱走了寒冷。

穿的布鞋，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到我脚上往往是老四老五了。这样的鞋，有时我们戏称“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原来脚底一个大洞。大脚趾头有时不知羞耻地探出头来。窄窄巴巴，又夹脚，索性扔掉布鞋，光着脚丫跑。有一次，清明节祭扫烈士墓，镇小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过来，清一色的白球鞋，像踩着一片白云，亮亮的，晃得我们眼珠子都快要掉了。

放学后，光着脚丫在田间的小路上追逐，奔跑。挎在身后的小书包一掀一掀的，拍得屁股啪啪响。最喜的是麦秀时节，可以在麦田里捉迷藏，煮蚕豆，挑野菜。

那时的书包很轻，里面只有语文、算术两本书和少许作业簿，不像现在的孩子背着重重的书包。作业很少，偶尔布置的作业老师也不会认真检查。有一次，换了一个新的女老师，很严厉，检查作业。手指环起来，中指突出，照着没有完成作业的同学，反手就是一“骨钉”，敲得人眼泪忍不住要掉。前面几个被敲过脑袋的同学，眼里噙着泪。轮到我，老师正要查，突然放下手，用表扬的口气说，“XXX，就不用查。”心中忐忑、准备挨敲的我，为逃过一敲，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接着又是一“排骨”钉下去。当时，上学嘛，在大多数农村父母的眼里，识字而已，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作业呢，再说谁给你买那么多的纸啊笔啊，也没有高考这根指挥棒。

随着个子的长高，父亲特地为我打制了一套学桌、学凳，方方正正，刷上黄漆，特漂亮。带到教室里，特显眼。老师把它拿过去当讲台，我就趴在讲台下面上课。

这样的情景已成遥远的记忆了。带着桌凳去上学，当时并没有人认为不公平，反而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听说镇上城上的校舍是用砖砌的，当时我们很是担心，这么蹦啊闹啊，磕破了头，摔折了胳膊，怎么办。

这种担心无疑是天真和青涩的。湖北麻城学生自带课桌上学事件受到舆情的广泛关注，正在解决。社会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比解决自带课桌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就会成功，这是一个社会向上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北京人大学”广受诟病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