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在村里常听前辈们讲，老家董潭庄上原来那条穿村而过的夹沟河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因一场无情的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自然大村烧得遍地鳞伤，当时没有先进的救火设备，村里只有传统的几架救火水龙，水龙储水少，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要靠十几个人从两端加压，产生压力，将水喷向火区，加之取水又不方便，要到一百米开外的大河里用木制水桶，靠人工一桶一桶去拎，所以才导致了那悲惨的情景。后来人们为了防微杜渐，发动群众用人工从村庄中心地带开挖出来一条河，全长约两百米，宽约三米，水深一米多，据传有年代了。

董潭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大村，人口密集，家家户户住的是土坯茅草屋，当时土坯茅草屋在我们那一带算是标志性的建筑物，茅草屋一户紧挨一户，户户相依，家家相连，墙靠墙，门对门，巷连巷，街接街，邻里之间相处得像姐妹弟兄一样，大难小事互相照应，劳动用具不分你家我家，相互间借用，一家资源大家共享，忙时在一起劳动，闲时端着饭碗，相互间串串门，拉拉家常，遇到谁家有好吃的饭菜，就坐下来，搛上两块，谁都不用客气，真是亲密无间。

夹沟河南北向，从南端到北头，分别架设了四座东西向的拱形桥，桥面宽要有两米，都是小青砖砌的，很有水乡特色，桥下能行船。每逢太阳落山时，夹沟河里停满了捕鱼的船和做买卖的商船。他们忙碌了一天，住下来，先上岸洗把干净澡，消除一天的疲劳，尔后到村里熟食店改善一下伙食。打上二两散装酒，切上五角钱熏烧鸭子，再买上五分钱煮熟的花生米，边喝边聊。

我对夹沟河情有独钟，记忆犹新。母亲在世时常领着我去那里，不是买根油条，就是从家里拿只鸡蛋为我兑换一个黄烧饼让我尝尝，可母亲从来舍不得吃。每次吃完，她都再三嘱咐我回家不要告诉哥哥兄弟，免得说她偏心我。

村里自从有了那条夹沟河，它吸引了不少做买卖的生意人。我初估了一下，要有二十家向外小商小贩在夹沟河两侧岸上落户，从事各种各样的买卖，从外地来的要占一小半，有卖铜铲勺子的，有补锅补碗的，有箍桶的，有卖竹席的，有卖筲箕的，有卖小百货的，还有我们本村的数十家。

最吸引全村人眼球的就要算一位中年妇女，听说她是“赚钱的锥子”，常年头上扎条花毛巾，上身穿件浅蓝色的无领上衣，下身穿条黑色裤，脚套一双四方口青色布鞋，左肘上套上一只能装十几样杂货的小篮子，篮子里面装有大中小缝衣服被褥的针和线，还有针箍子、别针、纽扣、牙刷、牙粉、刷锅帚子、夹发的夹子、烟斗、烟丝，再就是将整包香烟拆散了一支一支零卖。她左手拿着一只拨浪鼓，不停地在村里走来串去，嘴里闲不住地吆喝着，“卖——小——百——货来……”据说她是临泽街上人，大家伙都叫她李大嫂，小本生意做得不丑，她是个周正人，不赚黑心钱。她卖出来的商品从不搭浆，货真价实，不过做生意有点死板，不还价，也难怪是小本经营，卖的是工夫钱。

每逢夜色降临，做买卖的人家早早地就点上了煤油灯，有的人家把马灯吊在高高的屋梁上，借着微弱的灯光，清点商品，盘点一天买卖的收入，而后关门、打烊、扎账，最后一家人才围着桌子逸逸当当坐下来吃晚饭。

我们村过去有几户人家开熏烧店，生意做得最红火的要算一位姓王的人家，他家开的熏烧店、熟食店在村里小有名气，特别是熏烧出来的野鸭子，很有特色，味道鲜、颜色美、口感细腻，吃在嘴里油汪汪的，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这家主人是痨病鬼子开药店——边吃边卖，每天晚上打烊完，他从家里货架上取一瓶半斤装高邮产的粮食白酒，又从自家熏烧摊上切点猪头肉、熏烧鸭子、一串猪大肠，外加一份苋菜梗炖豆腐，一人坐在家里大桌子正席的位置上边喝边吃，左手拿把蒲席扇子，不停地拍打在身上驱赶蚊虫。村里人都认为此人好相处。他又是个大朋友，天天晚上都约三朋四友来陪他一起吃喝。可老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敢多嘴多舌，背地里说他一天挣五十元要开销六十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他好出风头，抵挡不住别人的诱惑，充当过一段时间红卫兵造反派头目，今日斗你，明日斗他，后来又被别人揪上台批判示众，就因把一条标语写漏了一个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不”字给忘掉了，被红卫兵打成现行反革命，胸前挂着黑牌子，被罚跪在夹沟河东侧，面向他家开的熏烧店，打那以后他洗新革面，重新做人，发誓再也不做受人蒙蔽的事。尽管此人出了点纰漏，但村里人还是同情他，他家祖辈是从外地迁移到我们村的，来夹沟河坐生意已经数十年了，当时夹沟河两侧做生意的人家，就是在他家的带领下，才发展起来的。

夹沟河现在已经消失了，成了一条浓荫蔽日的乡村道路。它的繁华、热闹，却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