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高邮报》上读到署名蒙龙的文章，我觉得用这个笔名的人可能是位时尚的小青年，但看到他文章里所描写的自身经历，显然已是跨越天命之年的人了。朋友介绍说，这位蒙龙就是高邮文化人之一的姚正安先生。

姚先生托人送我新近出版的《记忆》一书，拜读之后，认为书名不错。因为全书“亲情记忆”、“乡事记忆”、“心路记忆”三部分内容，贴切、准确地与书名吻合，深感他编著时的认真精细、朴素踏实。

姚先生的《记忆》是回顾童年生活过的乡村、回顾自己的亲人以及后来在基层工作岗位中的一些往事。这些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事。他的写作“靠船下篙”，平和实在的人不会做不靠谱的事。

我以为，一切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回忆过去，都是力图把记忆中的人物、故事变成流畅、感人的文字。即便是科幻类的创作，也是作者把记忆中的生活积累融进科幻作品中去的。如果写一日之前的东西，那就成了新闻报道了。叶兆言先生说：“记忆是远去的列车”。远去的列车里有许多故事，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想必就是记忆中的精华，也是文艺创作的最佳素材。

朱延庆老师为《记忆》一书写了序言，他的“简淡亦为美”对该书作了很好的评述，而且在谈到散文两大支派时评价：“《记忆》文字有真意，去粉饰，简朴而平实，似应属后者（即周作人）”；对《记忆》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是对作者最好的鼓励。作为写不出好散文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写点读后感吧。

在“亲情记忆”里，有作者和表妹感人的爱情故事，有祖父、外婆、舅舅、二姨娘、大姐等诸多人物。最令我感叹的是作者的外婆。书中有这样的情节：“年轻的老舅报名参军，已通过体检，大红喜报已经敲锣打鼓地送到外婆家来……可是，就在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外婆鬼使神差地跑到大队支书家说，自己家是富农。”这一说非同小可，惊动了公社和县里，不仅取消了老舅的参军资格，外婆在“文革”中因此受到令人发指的摧残。这位外婆实在太老实憨厚了！

“文革”期间，许多老干部几起几落，一次次用智慧保护了自己。我们当然不苛求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懂得：政治上的风险会给自身和家庭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灯油耗尽的外婆在九泉之下，也许永远不会瞑目的。这震撼人心的悲情记忆使我掩卷沉思，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在“乡情记忆”里，作者所经历的农村生活，我十分了解和熟悉。我小时候也吃过焦屑、粽子、桑枣子、麻雀、鳅鱼，也会撑船、放牛、夹长鱼、挑肥、挑渣……这许多文章，对我都很有启发。姚先生的文章往往都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心愿。例如，他两篇文章写麻雀，第一篇结尾时说：“我想，让那些活蹦活跳的小精灵，回归自然，装点绿树蓝天，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吗，远胜于口腹之享。”第二篇结尾时还说：“麻雀本是非常普通的鸟类，现在差不多成为珍稀动物了，平常很少看到它们的倩影。看来对着动物，到一定时候，人类只能画饼充饥了。”注重行文的目的和意义，让人读得真切、记得清楚、且有回味，文以载道的水平就不知不觉体现出来了，值得提倡和借鉴。

姚正安先生在“心路记忆”中的不少文章，思考力度加深，讲究哲理，思维空间开阔，自身的思想境界也在写作过程中得以升华。全国闻名的蒋巷村我也去过，老书记常德盛的报告我也听过，他的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影集里。但几年之后，那些难忘的场景我却渐渐淡忘了。“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读到姚先生的文字记录，我真的还像第一次去蒋巷村那样动情。我也经常去王氏纪念馆，并在多年前拍摄过王氏父子的电视剧。几年前去时，对馆址边竖起的民宅感到不可思议，但事后并没有静静坐下来写点什么。姚正安不同，他平时“看、听、记”的本领不错，所以动起笔来得心应手。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接连出版自己的作品，靠的是勤奋和毅力。

我特别赞赏的是，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审视和编著自己的文艺作品。他在宣传部工作，深知肩负弘扬主旋律的责任。

由于水平和篇幅限制，拉拉杂杂写点感想。正安先生有个观点“好话静听，坏话当心”，所以我也不怕说错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