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之谓覆盂城，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秦观的《送孙诚之尉北海》诗。熙宁八年（1075年），孙觉之弟孙勉赴任北海尉，秦观作诗以为壮行。兹录于次：

 “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邑人耳熟能详的便是该诗文的前四句，并以此作为高邮城“（覆）盂城”别称的源流。

那么，高邮城之为覆盂城，其寓意何在，与秦观诗作有无关联呢？

一、覆盂城为高城、水城与小城

《说文解字》云，“盂，饮器也”。寓以地势，“盂”为周高中低的盆地， “覆盂”则是中高周低之隆丘。称高邮城为覆盂城，实则寓意高城。“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秦观的诗句，点出了高邮城的地形大势。

《太平寰宇记》云，“高邮……本汉旧县，是秦之高邮亭。”

位于高邮城区大运河畔之秦邮亭，其碑文亦云：“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于兹地筑高台，建邮亭，故名高邮，亦称秦邮。”从秦之高邮亭，到汉之高邮县，高邮实在是因之于地势而得名。

《方舆胜览》引高邮《旧经》云，“高邮据诸郡脊，扼亢附背，形便而势利，莫之能御。”《舆地纪胜》卷四十三，称，高邮“土高而广于水，俗厚而勤于稼。”引宋代《高邮志》云，高邮城“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宋代高邮城的地势的确是较高的。

覆盂城乃是临水之城。盂为饮器，盂或覆盂，喻以地形盖与水势相关。 “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高邮城傍水而立，其西、北为著名的三十六陂。秦观诗云，“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串珠。三十六湖水所潴，尤其大者为五湖。”南宋宁宗嘉定中，汪纲知军高邮时，称“高邮三面阻水，湖泽奥阻，戎马所不能骋。”

覆盂城是为小城。盂之为器者，小体量也。《列子·两小儿辩日》云，“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两宋时代，扬州为大都督府，楚州为紧州，皆属上州。位于扬楚之间的高邮则为军，在级别上等同下州。因而，其规模与形制不能与前两者等量齐观。清乾隆初年成书的《江南通志》卷二十载，“高邮州有新旧二城，今城即宋城也。周十里三百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阔一丈五尺。”

查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锲高邮州志》高邮州境图，图中标有镇国寺塔、琵琶闸、魁星楼、傅公桥等重要地标。比照今天高邮城区图，东起魁星楼、傅公桥一线，西迄镇国寺塔西夹河；南至琵琶闸，北及北门（新河）一线，此范围大致为宋代高邮州城的范围。实际量算的数据如下：东西宽为1650米，南北长为1800米，城区面积不足3平方千米。

南宋诗人杨万里《过高邮》诗云，“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

高城、水城与小城，三者的迭加与组合，在特定的中小尺度地域空间上，凸显了立体的视觉效果。泛舟三十六湖，眺望东南，高邮城兀立于云水之间，覆盂城也就呼之欲出了。北宋元丰年间，蒋之奇《题东园诗》云：“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中间可以置邮戍，隐然高阜如覆盂。”

二、覆盂城为平安之城

其实，在古代汉语中，覆盂是一个常用的固定词汇。《宋史·乐十六》引洪适诗，“共愿乾坤颓祉，边鄙投戈。覆盂连瀚海，洗甲挽天河。”宋人任广《书叙指南》卷十九譬谕正类云，“安之譬曰覆盂。”

依其词意，高邮城之谓覆盂城，不仅示之以高，亦有谓其平安之意。

对于高邮地区而言，古来所堪大忧者，一曰水患，一曰兵祸。

如前所述，高邮城是为高城，高城以避水也。高邮处在淮河下游湖荡低平原地区，易受洪水内涝的侵害。据《高邮县志》粗略的统计，自西晋咸宁四年（278年），至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高邮统共发生了重大的自然灾害20次，其中水灾14次，旱灾6次。很明显，延及宋代，对高邮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乃是水患。

 “择高阜而居”是古人最常用的御水手段。高邮所在的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无高阜可择，只有人工筑台抵御洪水。台为人工高地，方言或谓墩者，即取土培高地基，或以为避水之处，或于其上建房造屋以为民居。

高邮筑台御水的传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位于卸甲镇（原龙奔乡）的周邶墩，即是一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为一人工挑筑的土台，凸出地面约5米，海拔7. 7米，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20米，距今约4500－3000年。此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直到现代。高邮运西系湖滨圩区，地势既低且平，过去高邮湖大水，冲决大圩堤防，灾民无处藏身，曾建一种叫做“救命墩”的土台，就是在圩内平地上建起5－6米高的土台，供大水时灾民栖身。1980年，高邮县政府曾在郭集大圩内复建20个这样的救命墩，并改称“安全墩”，总面积约有1. 2万平方米，发大水时可供6000人栖身。

明清时期，里运河东堤经常开坝决口，居住在运河东堤脚下的人们为了逃避灭顶之灾，都把房屋建在高出地面4－5米的土台上。今天，仅在高邮的运东地区，就还保留了数以十计的带墩的地名。信手拈来，即有东墩、西墩、中墩、三墩（垛）、四角墩、皇姑墩、唐王墩、蒋家墩、吴家墩、裘墩、周邶墩等等。这些台、墩，都是高邮的先民们与水抗争的历史见证。

自秦之筑高台，置邮亭，到宋初的 “城基特高”， 高邮城俨然邑中规模最大、保险系数最高的“庄台”、“救命墩”和“安全墩”，一座地处水乡而不惧水患的 “覆盂”城。

“自古昭阳（兴化）好避兵”，但高邮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高邮位于江淮之间的水陆交通要道上，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末以来，高邮地区兵连祸结，战事不绝。汉末三国时期，曹吴对峙，高邮为隙地。东晋太元四年（379年），谢玄破前秦军于三阿；则天后光宅元年（684年），李孝逸败徐敬业于下阿溪，高邮皆为主战场。唐末五代，高邮经历了严重的兵燹之祸。 “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士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下诏， “惟彼高邮，古称大邑，舟车交会，水陆要冲。宜建军名，以雄地望”，其“郡城即郡守高凝所筑。”宋朝初年，作为新征服地区，高邮一直处于动荡的局势之中。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后周进兵淮南，陆续攻下南唐的扬、泰、光、舒等州。但周军军纪败坏，“专事浮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寨自固，操家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所得。”宋太祖时为后周的统兵大将，个中的体味不谓不深。建隆元年(960年)九至十一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据扬州起兵反宋。及至开宝八年，北宋方才攻灭南唐，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高邮的局势方才最终安定下来。《宋史》云，“军谓兵，州谓民政焉。”高邮之建军筑城，其军事目的十分清楚。

高邮建军筑城之后，号为 “覆盂”城，安全防卫的效能大大增强。而与之毗邻的宝应无城，《方舆胜览》引宝应方志，便称其 “地据四塞之冲，无险可守。”

元末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率领起义军依托高邮孤城，坚守拒敌逾三个月，击退了百万元军的围攻。高邮城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元末历史的进程，也印证了高邮“覆盂”城这个足赤的称号。

回过头来看，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上述两层含意都是有的。好友孙勉中年赴任军职，作诗勉励壮行，正其宜也。诗中的“覆盂”，泳乡之余，更多的是取其平安之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安高邮。”

三、秦观与覆盂城

如前所述，记录“覆盂”城现存最早的文字确实是秦观的这首诗。但秦观是否就是“覆盂”城的首倡者呢？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南宋的中后期，出了两部地理总志。一部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部为祝穆的《方舆胜览》，都有关于高邮军完整的记载。《舆地纪胜》景物目，“盂城，高邮志谓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方舆胜览》郡名目，“盂城，郡志谓：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 。”

很明显，两部总志所引，“覆盂”城的称谓都是源自于高邮方志，与秦观及其诗作没有直接的关联。

有宋一代甚为重视方志的修纂。北宋初年就有州县图经每闰年（后改“再闰”）一造送、诸路图经十年一上的规定。高邮两宋时为军，其方志自来续修不辍，并有按期上送之责。

方志的作用，曰“教化”、曰“资治”、曰“存史”。编纂地方志书，乃是知州知军辈们责无旁贷的事情。高邮方志的编纂，最知著者就有，孝宗淳熙间知军赵不渐修《高邮志》3卷，延揽孙祖仪纂；嘉定间知军汪纲自纂《高邮续志》10卷。宋代的官制，以“文人知州事”，知州知军率多饱学之士，皆为文章之行家里手。而且，知州知军，“三年一易”，“不许官本贯州县及邻境”，从制度上切开了官员与地方上的瓜葛。故而，其督修之志超脱、客观，鲜有臆会、攀附之事。

可以看出，在两部总志中，对于（覆）盂城的编类不同，一为景物，一为郡名；对于方志的称谓不同，一为高邮志，一为郡志。不仅如此，两部总志的断限年代，实际上也是有差别的。《舆地纪胜》止于宝庆三年（1227年），《方舆胜览》为嘉熙三年（1239年），后者比前者晚了12年。合理的解释就是，王向之和祝穆所看到的高邮志的本子是有差别的。不同本子也即不同时代编纂的高邮志，对于（覆）盂城记载的文字则完全一致，反映了不同修成年代的高邮方志，在基本的史实上，有其相沿相因的一面。

宋代是高邮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名家名人，秦观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位。从同时代的黄庭坚，到后来的杨万里，都称秦观为 “国士”。对于这样一位乡贤名家、大家，他的言行文章，在后来的高邮方志中亦应当有所反映。假设秦观是覆盂城的首倡者，高邮方志不予入载，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舆地纪胜》诗目，《方舆胜览》题咏目，皆录入了秦观诗的前四句，“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两部总志不约而同地将秦观诗归入了咏乡诗的范畴，但都未将其与“覆盂”城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根据宋代多个版本的高邮方志的记载，秦观不是覆盂城的首倡者。换句话说，高邮志本身才是覆盂城的版权所有者，这个高邮志的版本，至迟要追溯到秦观以前的北宋时代。秦观的诗，包括蒋之奇的诗，都不过是引用“覆盂”城罢了。

至于将秦观诗与“覆盂”城联系起来，则起始于明代，迄于清代。《明一统志》卷十二载，“盂城：即高邮城，其城四隅皆低，为沮洳蒲草之泽，城基独高，状如覆盂。秦观诗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不过，这样的行文，仅仅是借用秦观的诗，作为论证高邮城为“覆盂”城的一条论据而已。

清代康熙年间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高邮州条云，“宋时州人秦观诗曰：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故高邮亦曰盂城。”这段文字，最终确立了秦观诗与“覆盂”城之间的因果关系，秦观也由此成了“覆盂”城的创始者与发明人。

公允地说，秦观虽非“覆盂”城的首倡者，但以其在高邮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这首诗，大大强化了“覆盂”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