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老家三十多年，在外地度过了三十多个端午。在端午节未列为国假前，端午节与休息日相遇的情况似乎很少，我和妻子都在单位上班，家里没有老人做帮手，因而，既不能回老家与父母一起过节，也没认真地享受过端午，只有一两年，看到邻居家挂艾蒿，也到附近的菜场买几根艾条挂上。偏我不喜欢吃粽子，因而，端午与平日无异。

我脑子里的端午还是三十多年前老家人过端午的情形。

三十多年前，老家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但老家人把个端午过得火热火热的。每家必裹粽子。还离端午远着哩，村子前后小河里就听到兴化小贩卖粽箬的吆喝声，端午前几天大大小小的巷子里就满溢着粽叶的清香。只不过因家庭条件优劣，粽子的数量和品种略有区别而已。条件好的，粽子裹得多，养在水缸里，能吃上几个月，品种也多些，不仅有白粽子（纯糯米），还有红豆（赤豆）粽子、蚕豆粽子（在糯米里掺上豆类），至于，咸肉粽子、香肠粽子是后来的事。每家必挂艾蒿和菖蒲，那时这两种植物，村前村后荒塘水沟里多的是，下工拔几根就是了。老人们说，菖蒲是神手里的箭，能刺杀妖魔。除了极少数困难人家，大多数小孩都于端午早晨在手腕上戴上百索子（用五颜六色的棉线或丝线绞成），讲究的人家还给小孩穿上虎鞋（鞋的前半部分绣成虎脸形状）。老家还有涂雄黄水、喝雄黄酒、吃九红菜的习俗。所谓九红菜是九种食物的总称，我只记得炒苋菜、炒韭菜、煮咸鸭蛋、炒长鱼（黄鳝）、红烧肉、红烧鱼，一般人家都凑不全九红。

老家没人能说出端午的来历，至少，我没听过完整的端午习俗的由来，爷爷和父亲都是读过私塾的，他们也没向我讲过这方面的传说或者故事。端午与纪念屈原、与劳动人民尊重自然、祈求健康，是长大后从书里知道的。但老家人代代相传，把端午的核心内容承继下来了，虽然物质匮乏，而态度是认真的，用心也是虔诚的，并且叮嘱小孩要防百脚、壁虎子，那时住的是草房，这些虫子特别多。

今年端午一早回老家，一路上，脑子里闪过一幕幕老家人过端午的镜头。一位老奶奶捧着一只碗，筷子上戳着一只橙黄橙黄的粽子，也许是牙齿不好，头歪着嚼，脸上漾着幸福的波浪。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缠着妈妈为他戴上长命百索子。一位中年男子拎着菜篮子一路走一路叽咕，“长鱼怎这么快就卖光了，到哪找长鱼呢？”

这么想着，已经来到村后。沿着小路向家里走，路两边有村民三三两两地聊天，有老人分拣青菜，嗅不到粽叶的幽香，看不见艾蒲的踪影。家中，九十岁的母亲坐在凳上打盹，米寿的父亲在院子里晾衣服。门上没有艾蒿，厨房里没有鱼虾。

父亲见我，说，“你妈妈这几天身体不好，已经挂了几天水，还要挂。”

妻子收拾从城里带回的菜，准备烧饭。我到姐姐家看看。姐夫在门前乘凉，中风的姐姐在躺椅上睡觉，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

我奇怪地问姐夫，“今天不是端午节吗，庄上怎么这样冷清。”

姐夫说，“大忙刚结束，年轻的外出打工了，年老的累了歇歇，哪个还顾得上过节。”

我留心路过的每户人家，几乎家家如此，过着平常的生活，没有艾条，没有雄黄，没有百索子，没有九红菜。

端午离老家远去了。

其实又岂止是端午，春节也是一样。我每年都回老家陪父亲过年。村子里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们也和我一样，能回来的都赶回来过年。除了村后停车场上各式车子、除夕夜如雨的爆竹，我也感受不到既往的年味。

小时候，一进腊月，男女老少都忙着过年，磨粉面、蒸团糕、做新鞋、刻画边、打扫除，忙得开开心心，忙得热热闹闹。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欢欢喜喜地拜年，拜长辈年，拜本家年，邻居们相互拜年。八九点钟光景，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开始演出了，大人小孩又奔到大会堂看演出，真是笑声歌声随风飘荡，恭喜发财不绝于耳。

现在的情形大异于前，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忙着打牌，老人们忙着烧饭做菜，小孩们忙着看电视。一家一单元，做的差不多是同样的事。小巷里很少有人走动。如果不是鲜艳的春联，没有轰鸣的爆竹，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春节。

端午离老家人远去了，春节离老家人远去了，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离老家人远去了。端午、中秋，更多的是作为时间概念保留着。

有位民俗学家分析，在农村老年人无力撑起传统节日，年轻人想着挣钱，想着过现代化的生活，不屑于民俗风情。

那么，在城里呢。城市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社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一方面传统遭遇着现代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异地的风情形不成气候。传统也与现代城市渐行渐远。

传统是根，没根的浮萍会飘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