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滩位于高邮湖与邵伯湖之间，是淮水入江的必经之地。这里常年长满了芦苇，湖水暴涨时淹没于水下。为了清除行水障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清除了散落在滩面上的数百个庄基、数千棵大树和数万亩芦苇，并修建了南北向的18里湖滨庄台以安置当地村民。

清障前，我曾经穿过茂密的芦苇丛，沿着羊肠小道，从车逻对河湖滨织带厂跑到王港一带去堵港。芦苇长得比人还高，百灵鸟、黄雀、翠鸟在蓝天下此起彼伏地歌唱，鱼儿一拨又一拨地在水塘里扑腾。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扑”的一声，一只雉鸡从路边草丛中窜上了天空。那天晚上住在王港闸上，在繁星密布的天幕下，听当地渔民谈胡庄圩的相公坟、河院寺的老和尚和三棵柳的湖匪。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相公坟里葬的是明朝丞相汪广洋。

20年后参与编修《高邮县志》，我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一套明隆庆《高邮州志》，交给县档案馆保存。那是现存最早的高邮州志，内有邑人王应元撰写的汪广洋传。据介绍：汪广洋字朝宗，是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他本是一个宽和简重、通经能文、善篆隶大书、尤工诗歌的元代进士，生在一个风云际会、群雄并起、改朝换代的乱世，却受到朱元璋的赏识，从元帅府令史升到江西行省和山东、陕西以及中书省参政。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被任命为右丞相。这年冬天，他与大名鼎鼎的刘基（字伯温）同日受封，他被封为护军忠勤伯，食禄三千六百石，诰词比之张良、诸葛亮。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明初政坛上，汪广洋三任右丞相，五任参政，其职务之高，堪称邮邑之最。

又过了20年，一位老先生向我提供了一本台湾文行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刊本《凤池吟稿》，这是汪广洋唯一的传世之作，编于明洪武三年之前。著名文学家宋濂作了《汪右丞诗集序》，盛赞汪广洋“以绝人之资，博极群书，素善属文，而尤喜攻诗”。当其东征西伐时，“多以戎行，故其诗震荡超越，如铁骑驰突，而旌纛翩翩，与之后先”；及其治定功成时，“弼宣政化，故其诗典雅尊严，类乔岳雄峙，而群峰左右如揖如趋。”宋濂断定：“他日与《鹿鸣》《驷牡》诸作并传不朽，非公之诗而谁哉！”宋濂的话绝非溢美之辞。他曾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深得朱元璋宠信。如此位高权重的大文豪，有什么必要曲意吹捧他人呢？倒是清代张廷玉等撰修的《明史》称汪广洋“为国初诗宗”，正好为宋濂的评论作了定论。

《凤池吟稿》共10卷，收汪广洋古体、律诗、绝句等各类诗歌530多首，其中与高邮有关的约20首，如《珠湖篇》《过高邮有感》《哭继先兄二首》《济南喜得家书》《登粤台怀故乡亲友》等，从这些咏乡、思乡、回乡的诗歌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汪广洋浓浓的乡情，千载之下，更加馥郁。那是我第一次领略了汪广洋作为“一代诗宗”的风采。

孟冬时节，我与几位文友乘车沿漫水公路西行，寻找王港西边胡庄圩内的相公坟。从郭集大圩向东踽踽走来的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胡庄圩内是有个相公坟，坟前有石人石马，但在他小的时候，石人石马已不知去向。据传，有匹石马的头还被人砍下，丢在牛卵子圩内某村庄，该村庄遂改名马头庄。1978年大旱，高邮湖盆露出水面一大片，两匹石马侧卧污泥中，其中一匹没有马头。至于坟堆，早已被淮水荡塌，到修筑湖滨庄台前，又被进一步铲平了。

站在相公坟旧址前，我们未免感慨万千。当年汪广洋写下的《过高邮有感》，颇能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存四五人。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神。行过毁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惆怅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不过，时光毕竟流过了600多年，今人的想法与古人不可能完全相同。当我们回到漫水公路极目四望，新民滩上麦苗青青，新民滩边湖水泱泱，远处S333国道跨湖大桥如巨龙蜿蜒，顿觉神清气爽，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我想，高邮既有“婉约词宗”秦少游，又有“南曲之冠”王西楼，如今又觅出一个“国初诗宗”汪广洋，再加上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被称为“百世宗师”，当代汪曾祺被称为“文学大师”，词曲诗文宗师级的人物都齐了，难怪高邮以“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名闻遐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