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看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事迹，对我感触最深的，倒不完全是她的舍己救人，而是她的为师理念，即“师爱”，也就是说，老师要有爱心，要爱自己的学生。正是这样的理念支配，才使她毫不犹豫地推开学生，把危险留给自己。

反复琢磨，反复体悟，竟至于忆起我的老师杨国兴先生。

杨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我的老家一所完中（那时每个公社都有一所完中、还有几所“戴帽子”初中）教高中语文。

我上高一的时候，他教高中毕业班。记得新生报到的当天晚上，一位瘦高个儿到宿舍里问：“哪个是姚正安？”面对这位陌生人，看着他宽而明亮的额头，犀利的目光，我怯怯地站起来回答，“我就是。”他走到我的身边，扶着我的肩头说，“你的作文，考了全公社第一。”还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他走后，一个同学很神秘，也很自豪地说，他是杨老师，叫杨国兴，他老婆就在我们大队教小学，也姓杨。

接下来的两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单独接触过。只知道他喜欢打篮球，是国家级抑或省级篮球裁判，隔三差五看到他领着几个同学在篮球场上打球，他个儿高，又受过专业训练，投球的姿势很优美。还知道，他烟很滥，抽烟的动作很优雅，食指与中指夹着烟卷，松松地贴着嘴唇，一缕清烟从指间袅袅而出，真让我有说不出来的感觉。杨老师走路时腰杆挺得直直的，目不斜视，同学们都不敢与他打招呼，但有了第一次到宿舍找我的经历，我会远远地注意他。他不太喜欢打理自己，属于不修边幅那一类，当时学校里流传着他的一首打油诗，其中的两句好像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件老棉袄，油斑倒不少”。

后来，听说他调到城里的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了。

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扬州教育学院进修，进修点就设在高邮进修学校，偏偏班主任就是杨老师。当我拿着学费收据到杨老师那儿报到的时候，杨老师正夹着一支烟与邻桌的老师谈话，我喊了一声“杨老师，您好”，杨老师转过头来，略略停了一下，声音大大地说，是你啊，姚正安。仿佛是故人重逢。

三年间，我很少参加集中学习，因为当时我正教着高中毕业班。听同学说，每次上课前，杨老师都点名，当点到我的时候，杨老师都自嘲道，又是姚正安没来！但是，只要我到学校上课，我都会于课间或者晚间到杨老师的家里。每次我一到，杨老师都提高嗓门对师母说，姚正安来了，泡浓茶！那茶肯定不是上等茶，但经老师这么一渲染，那茶就格外地温馨可心。不光对我一个人，对他所有的学生，他都知道他们的爱好，他们的兴趣。

三年的交往，让我感受到，杨老师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威严，也不如一些人所说的，杨这个人太高傲。杨老师很随和，也很体贴和爱护他的学生，他甚至把学生取得的成绩看得胜于他自己的成绩，那么自豪，那么骄傲，那么张扬。我的一位校友当上某一级领导，他逢人便说，我的一位学生当上什么什么干部了。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使他开心，都使他快乐，甚至都成为他傲视于人的资本。

从与杨老师的交谈中，我感觉到，老师的工作并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几次，有一些老师对我说，你们杨老师是好人，但他与领导合不来，在中学是这样，到进修学校也是这样，领导的意见他都要议论议论修改修改，甚至在课堂上发表高见。对此，我不知所云。我只知道，杨老师像我的长兄，也像我的长辈，与他在一起，无拘无束，心情舒畅。

杨老师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有一位岳母，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师母在国营企业上班，工资极低。据说杨老师是大户人家出身，生活要求高，师母对他的照顾又极细微，工资常常是这手接不到那手。家里的陈设是很简单的，电视机还是他老人家六十大寿的时候，同学们凑份子买的。生日那天，他非常高兴，所花的钱远远超出了电视机的价值。

我常常想，也许是老师的善良、自在、率性，让上帝发现了，上帝妒人，不到七十岁，老师就身患绝症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人背地里称他大烟鬼子，痨病鬼子）。出殡那天，我正在外地，没有为老师送行，一直以为憾事。但我与师母、与师弟师妹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民谚说，屋漏偏遇连天雨。老师走后的某一年，一天晚上从事装潢的师弟从乡下回到城里，不知怎么的，师弟的摩托车居然撞上停在路边的大货车，不治身亡。我们除了悲伤，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师母的坚强，让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撑持下来，有了些许生机。师妹组织了家庭，小日子过得不赖。

杨老师教课是生动的，尤其讲《诗经》“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时候，声情并茂，手舞足蹈的样子，至今难忘。杨老师的字写得很漂亮，对方言亦有研究，也许是体力不支的缘故，成果不是很多。

杨老师对学生的厚爱，一直在同学之间传颂，同学们谈老师必谈到杨老师，必谈到他对学生的种种呵护与爱怜。

我也做过很长时间的老师，我对学生往往严多于爱，总是以为“严师出高徒”，其实大谬不然。现在的一些老师，把教书当成饭碗，当作一份差事，对学生不但无爱，也没有一定的要求，听之任之，信马由缰，上完课走人，比较起杨老师，比较起张丽莉，可能就差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