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84岁的“珠湖小子”——褚元仿先生走了。

数日前散步至汪曾祺故居，同汪海珊先生、金家瑜先生及汪丽纹医师交谈中得知褚老辞世消息，甚憾。记得去秋他回乡，同几位文友在北京饭庄相聚时，他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临别时他说：道庆兄，明春回来再聚。想不到挥手之间竟是永别。2008年，他八十岁时写有一首《鼠年小子耄耋歌》，最后四句是：“珠湖小子今老矣，齿松眼花鬓毛衰。容我再活三五载，盂城遗老盼少年。”当时他想“再活三五载”，今年是第四年，他真走了，据说走得十分安详。是巧合？是先知？“天命”真是一道永远解不开的数学题。

褚元仿先生生前是上海市徐汇区离休干部，一生似有许多坎坷，但性格爽朗却始终如一。他少年时“拳打脚踢草巷口，铁环铜板臭河边。攻读私塾大淖巷，背诵圣贤孔孟篇”。他“少年爱读闲杂书，红黄蓝白黑肚全”。日本投降后中学毕业考取戏剧高等学府——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主攻戏剧评论。解放后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是他当年的班主任，戏剧艺术大师曹禺、黄佐临等是他当年的授课老师，同窗学友中更是人才济济，如著名电影导演谢晋、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等皆是他同学。1948年毕业后回乡和几位同学合作创办《高邮导报》，不断抨击腐败县政，最后导致伪县长张冠球下台走人，轰动一时。后参加渡江南下，解放后又回上海军管会和文化部门任职。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忌随意写，漏网右派实可悲”。为此，文革中又七批八斗受尽折磨。但“幸逢改革开放好，珠湖小子喜开颜”，迎来了他生命中又一个春天。

初识褚老于1984年秋，有一日时任市文联负责人的陈其昌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上海文化名人褚元仿先生回乡了，想同邮城业余文艺作者见见面，邀我参加。座谈会在当时文化宫大舞台后院朝西的平房内举行，参加座谈会的约二三十人。褚老来了，他手拎方便袋，一身简朴装束随意得很，大家起身欢迎。他在主讲席落座，扫视一下听众，毫无客套话，一开口那种豪爽直率、敢说敢为的性格便已显露无余。那天他讲了很多，从平民文学讲到民俗，从伤痕文学讲到朦胧诗，又从样板戏讲到十年磨一剑文艺创作的艰难。有时引经据典旁敲侧击，内容虽庞杂，但很有趣味。记得他穿插描述改革开放后一些青年人的夜生活：“一两二两咪咪，三步四步跳跳，五筒六筒摸摸，七张八张数数。”讲到此他突然手拍桌面大声说：“把不住舵是要翻船的。”我总觉得他这句话有语带双关的意思。在讲到自由化思潮时，他说传递旁人讲的四句话给大家：崇洋不媚外，自由不泛滥，离经不叛道……（原四句我只忆起此三句）。这些话让生活在小城的我们感到新鲜和警醒。

对于他的健谈，他自己说是：“胡说八道成本性，口无象牙出狂言。”而我们则十分尊敬他的为人真诚和坦率，敬重他的饱学多识。每次他回乡聚会，我们不仅从他那里常听到一些“京邦”和“海派”的思想脉络动态，还能听到一些类似花边文学样的趣话。例如文游台秦观塑像审稿之时引起的秦观该不该留胡子的争议；为建王氏纪念馆，如何请国画大师程十发为王念孙父子画像的经过。他家同汪曾祺先生家是紧邻，幼时常同汪曾祺在臭河边滚铁环玩，因此他知道汪曾祺小名叫“和尚”、“黑子”，对汪曾祺文章中涉及的北门大街一些人和事，他也能如数家珍般说个不停。所以每次他回乡同我们相聚时，总是他讲得多，而我们则如蜂入花听得多，得益也多。

告别汪曾祺故居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高邮北门东大街，是很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的，汪曾祺是一位，他走了；褚元仿是一位，他也走了——北门东大街至此会寂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