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听德“一词，是读杜维明先生（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访谈录《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之首要》（《人民论坛》2012年2月刊第74页）。

杜维明先生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致力于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接轨，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杜先生在谈到社会道德滑坡时，有一段短小而深刻的论述，他说：“要打破道德滑坡的氛围，首先应从教育开始突围，恢复敬畏感。人要有敬畏感，还要有听德。现在很多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忙于倾诉、分享，根本不听别人的声音，听德应该进一步发展。”“听德”一词由此而来。

很显然，杜先生所指无非是一部分人“根本不听别人的声音”，而将人“听”的功能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进行考量，并且认为遏止“道德滑坡”要从进一步发展“听德”做起。

确实，生活工作中，一些人“说”的功能在膨胀扩大，而“听”的功能在萎缩衰弱。

有一次陪几位外地客人吃饭，席间一位男士从进包间到离开桌子，两片嘴皮子就没停下过，天南海北地说，虚虚实实地说，真真假假地说，文雅粗俗地说，偶尔来上一句，“你们说呢”、“你们认为呢”，还没有等别人说、听别人谈谈自己的“认为”，他又忙不迭地接下去说、接下去“认为”了。且不说，“吃不言、睡不语”是祖训，吃饭说话不卫生，说得唾沫四溅，菜渣纷飞，败坏了他人的食欲，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就是从相互交流的角度看，也不应该独霸话语权，而成为“话霸”（现在还有“麦霸”一说，专指一些到歌舞厅抓住话筒不放的人）。

这样的饭局我遭遇多了，见怪不怪，只是暗思，这些人真能说，真敢说。

还有一次参加某部门在某镇召开的农村环境整治座谈会，出席对象是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镇村干部大谈特谈环境整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与需要上级部门给予哪方面的支持。而参会群众也许是很少参加这样的会议，也不知道组织者的真正意图，更不懂得投人所好，于是打开话匣子，说镇里怎么很少过问村里的环境卫生，说村里的干部只知道向群众收钱，而不用心于工作，村里的前河后沟脏得不能入眼。一个人说了，其他与会群众代表也跟着批评镇村干部不作为、少作为。镇里的一位干部先是微笑，接着是脸红，再后来干脆说“说这些干什么，这些领导们都知道，主要谈谈有什么好的建议”，而把群众代表的发言叫停了。发言的代表目瞪口呆，我们参会的也觉得很尴尬。发言的代表不说了，其他参会者闻出了火药味或者“没有意见”，或者嘻嘻哈哈和稀泥。

我不能说这位领导霸道，起码说明他没有雅量，没有听反面意见的勇气。群众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是再正常不过了，有句俗语叫“众口难调”，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再好，总会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里有合理的，也可能还有不合理的，根据群众的合理意见，认真加以改进不就成了吗，何必不让人家把话说完呢？

这样的事在工作中也不少见。

杜维明先生之所以把“听”上升到“德”的高度，是因为“听”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修养，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还关系到治国理政、社会和谐。

自古及今，善听而品高家兴的佳话太多了，厌听而害己祸国的案例也是俯拾皆是。

这个社会“听”上存在的问题还真的不少。

有的人不屑听，以为别人说的不过尔尔，听课开小差，听会打瞌睡，听别人发言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有的人不耐烦听，别人说不到两句话，就表现出厌烦情绪，甚至对方说着话，他不是打茬，就是拔腿走人。有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听，自己的观点才抛出，还没等别人说上话，就叽哩哇啦地说开了，搞得别人有话没机会说，也不想说，不愿说。正因为如此，这些人交流的对象越来越少，获得的资讯越来越少，不免孤陋寡闻，主观臆断，独断专行。

为什么有些人不善于听、不乐意听，原因可能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由十分浮躁的心理和恶性自我膨胀导致的，这些人往往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急于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急于树立自己的威望，因而语之汹汹，言之滔滔，哪还有时间，哪还有心境，哪　还有胸怀去“听”呢？

“听”是人类获得知识、获取信息的一大通道，听报告、听发言、听音乐，听雄辩、听低诉，哪怕听风声雨声、山泉鸟鸣，都会给以人熏陶、启发和享受。

懂得听，学会听，善于听，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事有益，“听德”不可不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