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盂城得名的正式记载，见于1990版《高邮县志》。其大事记·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载，“高邮城增设四面库城，并命高邮城为盂城。”究其文献来源，当是明清两代的《高邮州志》。

然而，这却是一条孤证，有必要加以辨析与厘清。

查南宋宁宗嘉定中，汪纲曾知高邮军，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汪纲，字仲举，黟县人。嘉定年间，汪纲“以选知高邮军。”《宋史·列传》一百六十七称， “纲学有本原，多闻博记，兵农、医卜、阴阳、律历诸书，靡不研究……所著有《恕斋集》、《左帑志》、《漫存录》。”

宋代的府、州、军主官，实行严格的地域回避制度，任期只有三年，流转频繁。汪纲知军高邮，《宋史》与明清两代的《高邮州志》只有概略的时间。文献记载，汪纲知军高邮时，关注民生，教民蚕桑，曾命人刻印秦观的《蚕书》。孙镛《蚕书跋》云，“谷粟蚕丝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蚕。虽当有年，谷贱而帛贵，民甚病之。访诸父老，云：土薄水浅，不可以艺桑，予窃以为然。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蚕书》示予曰：子谓高沙不可以蚕，此书何为而作乎？岂昔可为而今不可为耶？岂秦氏之妇独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锓木，俾与《农书》并传焉。”

孙镛的《蚕书跋》与锓木皆为嘉定甲戌年，是年正是嘉定七年。从孙镛的跋文看，此间汪纲正知理高邮军。

整个宋代，高邮一直是军防重地。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下诏， “惟彼高邮，古称大邑，舟车交会，水陆要冲。宜建军名，以雄地望”， “郡城即郡守高凝所筑（在开宝中）”。绍兴和议后，宋金以淮水为界，高邮既是楚州边防的前进基地，也是拱卫扬州的屏障。

汪纲知军高邮前，曾有过一段御前对话，“扬、楚二州当各屯二万人，壮其声势，而以高邮为家计砦。高邮三面阻水，湖泽奥阻，戎马所不能骋，独西南一路直距天长，无险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随地经画，或浚沟堑，或备设伏，以扼其冲。”汪纲赴任后积极整军备战，“又虑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孙镛《蚕书跋》亦云，“且（汪）公以天子命出守边障，方将修城廓，备器械，训兵积谷，以从事于功名。其志可谓大矣，岂区区茧丝之足言哉！”

“高邮城增设四面库城”，乃是“修城廓，备器械”等战备工作的组成部分，自是情理中事。四面库城相向主城，具盂形之意，得“盂城”之名，在文义上是说得过去的。落实到汪纲知军本人，于修城制库似乎别有心得和趣向。《四库全书》引《会稽志》，汪纲知绍兴府，至嘉定十五年，创建了“敕书架阁库、圣节依仗库、书板库、东甲仗库、西甲仗库、陈高库、银器库、书籍库、杂物库、军资库、公使库、椅桌库、轿库、炭库”等，可以看作是这种趣向的惯性延续。

如前所述，汪知军又是一个学者与文化人，在高邮的地方文化建设中，亦颇有建树。《高邮县志》载，“宋嘉定《高邮续志》10卷，汪纲篡修，一名《再修高邮志》，已佚。宋嘉定《高邮郡志》10卷，鲁颖秀著，一名《续修高邮志》，已佚。”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方志大兴。方志不仅是知州知军的施政参考，也是其劝世教化的一种工具。知州本人参与修志，则是其常规职能以外的文化活动。汪纲以知军身份，身体力行，自己动手篡修方志，突显了其热心与主动性。

汪知军的《高邮续志》已佚，但《高邮县志》的这段记载却显得弥足珍贵。

南宋中后期，修成了两部完成时代相近的地理总志，一部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部为祝穆的《方舆胜览》。在两部地理总志中，都有关于高邮军的记述。两部总志共同的特色之一，在每卷首州名之下列出该府州所在地的古称、别称、旧称、习称、代称等，以备赋诗作文之用。《舆地纪胜》在高邮军名下，列入淮海、广业、神农郡、承州、邗州，仅在景物（上）目下，列有“盂城”条，称“高邮志谓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在碑记目中录入了《高邮志》，称其“无编集人姓名。”如前所述，嘉定汪纲纂修之《高邮续志》，鲁颖秀著《高邮郡志》，距离《舆地纪胜》的成书时间最近，不应当出现无编集人姓名的情况。《高邮续志》和《高邮郡志》，与《舆地纪胜》中所引的《高邮志》在名称上亦有差别。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祝穆没有看到过嘉定年间的这两部高邮方志。其所引的《高邮志》，当是嘉定以前的高邮方志的通称。

《方舆胜览》卷四十六《高邮军》，事要郡名云，“盂城、郡志谓：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秦邮、同上（即高邮志）。一名秦邮。高沙。有高沙馆。”此处直将盂城作为郡名，与《舆地纪胜》中的列入景物，其差别是显见的。

《方舆胜览》卷四十六《宝应州》，其沿革云，“上元三年，县尼真如获定国十三宝，以其年为宝应元年，改安宜县为宝应县。皇朝因之，宝庆三年六月以蒙国进宝玺，诏年谷屡丰，雨时若，可谓受宝之应，以宝应县升宝应州。”宝庆为宋理宗赵昀的第一个年号，宝庆三年为1227年。就其记载的年限来看，祝穆当是批阅过嘉定年间的两部高邮方志的。《方舆胜览》将“盂城”列入郡名，而且在其仅有的三个郡名中是第一郡名，应该是有所依凭的。

很清楚，《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对于 “盂城”记载归类的差别，也即非郡名与郡名的差别，以及年代断限上的楔合之处，正在嘉定年间。也就是说，嘉定七年，“命高邮城为盂城”，应该是有极大的可能的。

二

实际上，嘉定七年之前，高邮城已有盂城之名。

北宋元年间（1086－1093年），杨蟠知高邮州，作《时燕堂》诗：“吏隐盂城九十旬，丰年日日是佳辰。赋成席上犹飞雪，歌动梁间已落尘。此地谁为爱酒伴，他时傥忆种花人。五坛芍药齐教放，何处扬州更觅春。”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称高邮为盂城的文字。

杨蟠（约1017—1106），字公济，号浩然居士，章安人。庆历六年（1046）举进士，历任密、和二州推官。知高邮时建时燕堂、众乐园于州署之东，与百姓同乐。杨蟠有诗名，诗作繁多。依宋代的官制，如诗中所言，《时燕堂》诗当是杨蟠离任前的即席之作。

嘉定以前的《高邮志》，根据《舆地纪胜》所引，亦称高邮城为盂城。

不过，此时的盂城之论，尚处于民间和非正式的阶段。因为，在同时期的北方，还有一个更加古老、历史传承相当连续完整的盂城（县）。

盂县是三晋历史上最早的古县之一，也是春秋时晋国最北部的县。其最初的地方长官盂大夫名叫盂丙，治所在今阳曲县大盂镇。大盂（城）镇旧址位于今阳曲县北部的大盂盆地，这里四周环山，略无阙处，中部平坦如砥，其地形如“盂”状，故以得名。因此，大盂盆地中的盂城，才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盂”城！

北宋时期，盂县为河东路太原府之辖县。

靖康之变后，宋金大致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为界，广大的中原地区沦入金境。盂县归于金境，成为金河东北路太原府之一辖县。至嘉定前，已为金人掌控八十余年。

倘若宣示高邮城为盂城，必然造成南北盂城相拮抗的混乱局面。于高邮城来说，则难免有冒夺的嫌疑。

宋宁宗赵扩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开禧二年，在权臣韩胄主导下，南宋主动发起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但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开禧北伐”的失败，对南宋的打击是巨大的。宋人程概括了三句话，“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心，一日而失。”嘉定元年（1208），宋金双方签订了和议，是为“嘉定和议”。对于南宋来说，这是继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后，又一次对金的屈辱媾和。

韩胄被矫杀之后，宁宗曾对大臣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此言虽然是批评韩胄的，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南宋君臣知难而退的绝望心态。不求进取，但思自保，业已成为南宋上下一致的共识。汪纲知军在高邮所做的“修城廓，备器械，训兵积谷”，与其说是备战、备敌，毋宁说是备御更为贴切。

既然中原不可恢复，盂城（县）不得回归，重名与冒夺的难题也就不存在了。相反，高邮之称为盂城，俨然隐有侨名与遥领之意。因四面库城而引出的盂城之名，说明白了，不过是一个由头。汪纲知军所要做的，不过是一个“转正”的工作，即推动南宋朝廷，将盂城变成高邮城官方的和正式的名称而已。

南宋朝廷偏安于南方，收复中原的决心和意志可以没有，但表面文章还是可以有的。

如此看来，嘉定七年，“高邮城增设四面库城，并命高邮城为盂城”，有相当的可靠性和合理性。1990年版《高邮县志》关于盂城的记载，其所引文献是经得起推敲的。

盂城之正名，汪纲知军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