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的时候，每到春季，农村的多数人家都是青黄不接。这青黄不接不只是指吃的——粮食短缺了，也指烧的——稻麦草（秸秆）也没有了。

那时候粮食产量不高，秸秆（农作物的茎秆，郭小川有诗云：那甜甜的秸秆啊，立刻变为锐利的刀枪。）也少得可怜，然而用途却很广。麦秸要打草帘子、做蚕架子；稻秸要作耕牛过冬的饲料，要轧成粉末喂猪（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养猪），分到家家户户用来烧锅的秸秆就很少很少了。每家每户的草垛小得像女人的发髻，农民因此对草（秸秆）特别珍惜。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清明节前，学校组织我们沿着邮兴公路步行到二沟乡祭扫左卿、秦梅卿（左与秦乃夫妇，献身于解放战争）烈士墓。头天去，第二天回。当天晚上，我们被分派到农民家里过夜，没有床，就用稻秸在堂屋里打地铺，十几个小孩睡在一张地铺上。小孩难得外出，更难得睡在一起，免不了打打闹闹。至今，我还记得，我住的那家老奶奶赶忙制止我们说：睡觉不要打滚连骚的，草辗碎了不经烧。

还有一年开春的某一天，天刚麻花亮，隔壁老太太就斩砧板骂街（那是一种非常狠毒的诅咒方式，用菜刀在砧板上斩，以示斩成肉酱，非恨之入骨而不用），边斩边说，是哪个杀千刀的，死儿子孙子的，偷了我家的草。吃早饭的时候，妈妈说，老太太家的草垛夜里被哪个拔了个塘。

草（秸秆）是多么金贵啊。

每年冬天，小孩们就到野外拾荒草、捡树枝，妇女们劳动时，哪怕见到一根树枝，一把草，也会夹回家。我们村还烧过泥炭。有一年不知是谁发现的，村后荒荡里的泥可烧，于是，老老少少争着挖泥回家，做成泥饼，用一种特制的炉子，烧饭做菜，缓解烧草之不足。

人们真是纠结，吃不饱不说，喝口热茶都不可能，哪家舍得烧开水呢，汤罐水喝喝就不错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产量高了，秸秆多了，秸秆的用途却少了，不用喂牛喂猪，不用铺床，烧草不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人家烧饭的工具也发生了变化，不单纯烧大锅，而用上了炭炉子，燃料也不只是秸秆，而用上了煤炭，秸秆渐渐地多起来。还好，那时，每个乡镇都有一家至多家砖瓦厂，烧不完的草，可以卖给砖瓦厂，价钱不是很高，打去运费，略有盈余。农民易于满足，有盈余就干，用他们的话说，烂也是烂掉。

后来的情形就更为不同了。农村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了，在农村生活的人少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绝大多数家庭，已经不烧秸秆，而烧煤炭和煤气，农民的生活进入了无“草（秸秆）”时代，而且，从保护农田计，小砖瓦厂被取缔了，秸秆的身价一落千丈，直至成为烫手山芋，扔不得也抓不住。

看着无处堆放又变不出钱的遍地秸秆，农民们真是纠结。他们采取了一了百了的解决方法——烧（也有推下河的，但河道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一时难以腐烂）。所以，一到夏秋两季，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田野，到处是火，处处冒烟，浓浓的烟雾扩散着弥漫着，遮天蔽日，空气的质量差了，高速公路的能见度低了，人的生存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对此，政府不可能视若无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堵疏结合，坚决禁止焚烧秸秆。一方面，给予补贴，鼓励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一方面加大处罚力度。还有些地方将这项工作与镇村干部的业绩挂钩，优奖劣罚，近年来，已有多名干部因这项工作不力而丢了乌纱。焚烧秸秆得到了遏制，还天高气爽之生态。尽管如此，少数农民还是偷偷摸摸地烧，镇村干部像敌后武工队员一样，日日夜夜地巡，一家一户地守。镇村干部们苦不堪言，其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巨，远远超出了秸秆的价值。

农民们也知道焚烧的危害，也懂得政府的良苦用心。但农民们说，补贴的钱不够开支，再说，栽稻的田块可以还田，那些栽种棉花和旱地植物的秸秆往哪儿去呢？综合利用还只是口号和目标，秸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去处。农民们埋怨，堆也无处堆，抛又不能抛，烧又烧不了，真不知如何是好。有位农民更直接地说，过了监测期，还是要烧的，不烧实在没有办法处理。一位农业专家说，秸秆还田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年年还田，不利于改良土壤结构，而且还田后的秸秆沤成的污水排入河中，其危害不亚于焚烧之烟雾。

到底如何处理秸秆才是科学的有效的，才能让秸秆变废为宝，也让农民得到实惠？看来，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令人纠结的秸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