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四十多年前了，为了阻止我到黑龙江去军垦，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父亲陪伴我在上海虬江路老北站的棚车站上车（那时春运高峰，都是用装猪牛等货物的棚车来装运人的），去苏北老家高邮“躲难”。那天晚上，夏斌和我几个小学的同学来送行，不能进车站，我到此时依然记得他们隔着用木板钉死的窗格空洞，在昏黄的白炽灯泡的微弱光线里，用一种惊恐茫然无奈的眼神，望着我同样是茫然无助的惆怅面庞，直到棚车缓缓驶离站台。

车到镇江，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一点左右，转过镇江火车站广场右前侧不远的一段古城墙后，就是一条小路直走到能摆渡到江对面六圩、七圩等处，或是再北上到宝应、淮安等地的小火轮的船码头了。这一条小路没有路灯，依稀借助着城市其他区域灯光的余晕，勉强能看出模模糊糊的路面。且当年也不像现如今，过革命化的春节是没有鞭炮放的，虽然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但也听不到偌大个镇江城里有一声鞭炮的响声。我和爸爸就这样在冷冷清清的大年初一凌晨的夜色里摸索着，跑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找到了小火轮码头（我爸爸还背着我的一个妹妹，当年七岁，说是让她也到乡下去看看）。

天没亮，小火轮出发了。我只记得小火轮的船舱是深深下陷的，人站在里面，透过船舱两边小小的窗口，不时可以看到船舷两边溅起的水花，有时会船时，还能看到被水浪激起的浑黄的河水。船舱里的人很多，挤挤挨挨，好像座位都被挤满了，我很害怕，就坐在了船舱入口那一架窄窄的过道扶梯上。

就这样怀揣着极度的恐慌，过长江，进瓜州，在大地史诗般的京杭大运河上漂泊了将近四个小时，到了高邮船码头。我跌跌撞撞逃也似地爬出船舱，跃上高高的河坝，再回头看我曾经坐过的小船时，心里不由生出一丝又一丝的后怕，真的，我一点也不敢相信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条小船，载着那么多的人，过长江，航运河。

站在高高的河坝上，只见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原来，这宽宽高高的河坝，早已被人们当做开汽车的公路了。小小的高邮城就在河坝的东面，低矮的类似北方四合院那样的居民房子，一片又一片地连在一起，站在河坝上望过去，就只能看见房顶上的青瓦黑压压的一片。

由于我的祖籍还在乡下，离县城有三十里地，父亲又出生在上海，从来没有到过乡下，所以我们不敢在县城久留，就匆匆忙忙地坐上了二轮车（那个时代北方很常见的载重自行车稍作改进就可作为带人的乡间交通工具）。想不到的是，二轮车走了将近十五里地，到了一个叫三垛的地方就停下了。骑车者说我的老家在大路的西面，还有将近十五里的路程，要过很多河，没有路通进去，只能走。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寒冬季节，阴霾密布的天空黑沉沉的就像快要天黑了。没办法，父亲背着我的小妹妹，我提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往我老家祖籍地去的乡间小路，这时天上轻轻地飘起了一丝丝的小雪花。

开始的一段路还好走，干干的路面被冻得硬硬的，虽然凹凸不平，但人走在上面，还能把握平衡。可是走到后来，就不行了，细细的雪花不停地从天上悠悠地落下来，慢慢地不断湿润着窄窄的路面，渐渐地和那冻土里的冰融化在一起，变成了与那黏黏的浆糊一样的泥糊。特别是那时的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渡船都是泊在岸边，无人看管，如要渡河，只要牵动船头的缆绳，哪怕船在河对面，你也能拉过来，然后拽着横在河面上的引渡绳，你就能过河了。这对于从小生活在河网地区的人来说，恐怕不是件什么事，可是对于我们这一家三口来说，就是天大的难事了（父亲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从来没有到过家乡，高邮祖籍，对于他也只不过是个概念）。更何况上船下船，都要爬一段没有台阶的泥土河坝，在湿漉漉的粘土上爬上爬下，不多久鞋底就粘上了厚厚的一层土，甩也甩不掉。

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个渡口，好不容易我们遇上了一个老乡（说来也怪，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行程中，路上我们居然没有碰上一个行人），问他路，他见我们浑身泥浆，先不回答，而只是连连叹道：可怜，可怜（大年初一被他这么说，心里很不舒服，可又无法），转而再问哪里来？告诉说上海，随即啧啧称奇。再而宽慰地告诉：哦，那个地方，不远，还有三里多地。

这时天已将黑了，父亲随即叫我沿着路人所指方向先去庄上叫人来接应，他说：你年轻，脚快，先去把地方找到（他也不知道这个祖籍地在哪里，因为他也从来没来过），我带着你妹妹沿着这条路慢慢走。闻父言，我觉得有道理，就撒腿走起来。

约摸半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在麻麻黑的暮色中找到了老祖宗们栖息的小村庄（高邮司徒乡曹张庄），舅舅见我狼狈的模样，就不让我再陪他们一起去接父亲了。可是当我洗涮完毕，吃了一点东西之后，父亲他们还没回来，我有点心焦了；又过了将近一个多小时，舅舅他们还没回来，这时夜已深了，庄上的亲戚都去接父亲了（我们家从太爷那辈起，就一直在上海谋生，所以乡下亲戚不多），加之我初到这个地方，又是夜晚，风雨交加，初一的夜晚一点月光没有，要多黑有多黑，没法出去。

等着等着，我有点困了，就靠在饭桌旁边的稻草垛，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庄上的狗吠声突然响成一片，我朦朦胧胧中听到村街上响起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中，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只见父亲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干净的地方，脸上也全是泥浆，他蹒跚着走进舅舅家小小的堂间屋里，重重地坐在了长板凳上，我见此，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这段不长的路程里，有一个小小的岔路，父亲走到那里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一不小心没注意，就走岔出去了。最后，舅舅他们还是在一道河坎的泥坝上找到父亲的，因为天已完全黑了，又没有月亮，父亲也用完了力气，只是用很轻很轻的呼救喊声，才让舅舅他们听到的。

这就是我到故乡高邮里下河的第一次经历。迷惘中，我只觉得家乡是个河港纵横交错的低洼地，很多地方没有路，特别是那令我想起就心里发憷的上上下下的河坝沟坎，心里隐隐约约总觉得是个挥之不去的痛，也是我最终择取不到老家投亲插队的根本原因。

再次唤起对家乡的注意，已是回到上海的一九八一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有一股崇尚美学的热潮，除了对美学大师朱光潜老的热烈追捧外，就是把沈从文老先生给找出来了。不过遗憾的就是沈老先生的小说都是写于三十年代上下的时期了，尽管他的作品充溢着唯美情感的无限张力，但毕竟由于写作年代相去较远，所以在表现手法上多少会有一些隔阂。加之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是各种思潮泛滥、社会思维极度活跃的年代，因此，作为文学创作主流的小说创作，除了伤痕文学、反右小说、知青小说而外，更需要有一种调剂平衡激烈社会冲突，类似于沈从文老先生《边城》那一类注重人物内心和谐情感历程的小说了。而此时，我的乡人同党汪曾祺先生就出来了。

汪曾祺先生是沈从文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一生经历坎坷，虽然才华横溢，现代京剧《沙家浜》优美的文学剧本就出自他手，但由于政治原因，头上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始终不得自由。当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凤凰涅，人人都以新生孕儿那般的躁动表现自己的时候。汪曾祺先生却以出奇的平静，用《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三篇小说横空出世，从三十年代高邮里下河地区最普通、最底下的劳苦人民的视角，讲述了他们最最普通不过的油盐酱醋般的日常生活。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汪曾祺先生对高邮里下河地域风土人情的那种平平淡淡、纯朴自然、不加修饰的描述。

尽管心里抹不去四十多年前大年初一的那道芥蒂，但读了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便在内心产生了时不时要冒出来的疑问：家乡高邮的里下河，真如我脑海里抹不掉的那般丑陋吗？如此，父亲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仅凭他是这片故土后裔的遗孙），为什么还情愿吃那么大的苦，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到这块土地上来？

抑郁在脑海里的时间久了，我对高邮里下河地域的奇异风情反而有了越来越强烈探究的向往。今年是我父亲过世第六个年头了，我正好有点时间，决定再回到高邮里下河去，这篇短文权当作纪念我父亲的祭文，也作为我高邮之行的开篇之作。

明天清早五点，我将坐上回高邮里下河去的长途汽车。前面等待着我的会是一次什么样的旅行呢？

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