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出门散步，北风大，天气阴冷。南海小区绿化带里除耐寒的红叶石楠以外，多数落叶乔木的叶片纷纷落去，剩下光秃秃枝条倍感清冷。信步走去，忽见一户院墙外的转弯处有一丛菊花很是抢眼，在这寒冷的早晨这丛菊花和我相约并相互致意，顿感生命的温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令笔下那丛千古名菊吗？不会吧，陶老先生离开我们实在太久远，他的篱笆墙扯了，茅屋推倒了，小河填了，桑榆砍了，菊花死了，世道也变了，如今让我们这些每日行走在楼房巷陌中的人们，头上罩着现代化的光环，却常常要到故纸堆里或那虚幻的画面中去寻求竹篱茅舍的田园风光，如此久违生命中的野趣，总觉有种说不出的忧愁和遗憾。

这是一丛黄颜色的观赏菊，可以想见它盛开时的金黄一定非常灿烂。由于它同严寒抗争很久了，生命的巅峰期已过，眼下丝条状的花瓣已渐枯萎，泛黄的叶片仍在，却疲软无力。不过它的脚下却是一片净土，绝没有落叶缤纷的凄惨，透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

虽然这是丛枯菊，却有不同凡响的情操。古代一位诗人认为菊花品性高洁，即便老死，花瓣依然抱团挂在枝条上，决不会落地。他说：“花开不并百花红，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是南宋诗人郑思肖的《画菊》题诗。他的意思很清楚，在百花凋零的严冬，只有菊花独立园中，它宁可含着芳香枯死，花瓣也不会在凄厉的北风中落地。对于这首《题画》诗，后代许多诗评家将它定性为爱国主义之作，在亮出高分的同时还认为可以同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咏梅词》）和于谦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并传不朽。但是历史就是这么像山涧溪水一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清朝开国不久这首《题画》菊花诗和作者所有文集诗画都被列为禁书遭到封杀。禁令十分严厉，如不准刻印、不准流传、不准阅读，民间所有抄本或刻本，悉数焚毁不得收藏。一个南宋的画家诗人，死后三百多年，他的作品又遭禁，其背后隐藏什么故事呢？

郑思肖（1241-1318），南宋末年诗人画家，字忆翁，号所南，福建连江人，曾以太学上舍生应博学鸿词科。据说他原名不叫郑思肖，这是宋亡后改用名，思肖即思赵；忆翁、所南亦寓不忘宋室之意。宋亡后他隐居苏州吴县时，坐卧不北向，岁末腊祭必南望野哭，听到北人语言，必掩耳而逃。时人知其孤僻亦不以为怪。他善画兰菊，宋亡后他画兰不画土，兰根无所凭藉，有人追问他其中缘故，他说：“土被番人夺去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临终时嘱其友唐东屿说：“我要死了，烦为我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气绝身亡。他身前编有多卷诗稿文集，但很少传世。据《姑苏志》记载，明末崇祯十一年（1368），苏州承天寺狼山房淘井得一铁函，封签上书“大宋孤臣郑思肖拜封”字样。打开函盖其中有郑思肖的《一百二十图诗集》、《郑所南先生文集》及《久久书》、《杂文》等多卷。世人称其书为“铁函心史”或“井中心史”，开始流传，此时明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中。

郑思肖的作品虽然内容体裁杂芜，但其思想观点却始终如下，即“尊正统、辨华夷、正名分”，突出表现在那篇《古今正统大论》中。他认为“中国之事必须系于正统，正统之治又需出之于圣人”。“如果论及正统则三皇、五帝、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他认为“晋司马氏与宋、齐、梁、陈皆系于中国一脉，然均无善治，可以算作中国，却不能列为正统”。至于唐朝，他说李唐为凉昭武李姓之孙，实为夷孙之裔，只是因为拥有天下很久，而且贞观、开元的太平盛世是东汉以来所没有的，所以姑且也列入中国，但万万不可以正统称之。他认为夷狄行中国之事叫做僭（即冒用帝王称号），僭称隋文帝的杨坚，本来也是夷狄，非中国正统，史书应该夺其国名年号。他激烈攻击女性入朝，他说吕后专政八年，武后称制二十一年，都是“牝鸡司晨的逆恶之事”。不过吕后可称后，武后本非高宗后，若称武后是其名分不正。很明显郑思肖的所谓爱国主义思想中，涌动着一股极端迂腐、极端狭隘和极端保守的成分，十分有害于民族团结的。正因为他对“正统”、“华夷”的区分如此严格，对其名分如此看重，所以他极端反对胡元入主中国，甚至在他诗作中辱骂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是野兽虎狼。“新秧遭水毁，岁事正关情。日没虎狼出，城郊荆棘生。”（《久雨后郊外独行》），但另一方面他对已灭亡多年的大宋却念念不忘，相信赵宋王朝必将复兴。“……不变不变不不变，万挫以死无二心。醉喝海岳尚翻动，不信不灭虎羊群。”（《德佑六年岁旦》）

清朝统治者是满族人，按郑思肖的观点是夷狄入主中国，是非正统的，是僭行中国之事，名分不正。作为清朝统治来说，郑思肖的观点无疑是种反动。雍正皇帝就曾对那些鼓吹华夷之辨的人进行驳斥，他引孟子的话说，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人，却和舜及文王一样，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所以郑思肖明目张胆鼓吹种族意识的《铁函心史》及其所有诗文，明末刚刻印，清初就遭禁封杀，也是情理中之事。从艺术角度看，他的那首《画菊》题诗，若剔除种族岐视成分，仍不失为一首极有韵味的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