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士民《我的春天里》

近日，喜获黄士民先生刚出版的作品集《我的春天里》（一、二册）。捧读这凝结作者多年心血的文集，黄士民先生热心文学艺术、执著于笔耕的历程再现于我的眼前。

认识黄士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高邮市电影公司（时称电影管理站）常常在高邮电影院（现中山花苑处）门口的戗牌、橱窗和墙上的宣传栏中张贴一些观众影评，黄士民就是一个热心的投稿者，我由此结识了这个爱好写作的“小青年”。他不少稿件被抄写张贴在电影院门前，有的被刊载在电影公司的宣传小报《高邮影讯》上。他还多次获得我市影评征文奖。他成为我市群众影评骨干，成为市影评中心组成员。他勤奋好学，努力把握电影艺术的特性，使撰写的影评从思想评论的角度逐步转向思想性与艺术性、文学性与电影性相结合的角度，写出了把握了“电影特性”的评论。从他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几篇影评可以看出评论水平提高、深化的过程。评《淮海战役》的《一辆小车一腔情  一副担架一颗心》，注意到从电影画面入手，从人物的动作入手挖掘影片的思想内涵；评张艺谋《菊豆》的《演释人生的悲歌》，讲述了色彩的运用对于渲染情节、表现人物心理、深化主题的作用；著名演员李仁堂率《被告山杠爷》主创人员来高邮时，他写了《人格的嬗变与感悟》，剖析了山杠爷这个好人身上的复杂性，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观与新生活的冲突，发出了对健康人格的呼唤。上述文章最初都发表在当时的《高邮影讯》上，其中后两篇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高邮市影评集《银海珠光》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影业受到录像和电视的极大冲击，电影市场开始萎缩，对明星闲闻轶事的报道成了娱乐报刊的主打版面。在这种困境中，黄士民先生顺时应变，转向对影视明星的评介，转向对电视作品和电视节目的评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守、扩展了影评阵地。那时，有不少影视节目的发行方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常召开新闻发布会，在给娱记们发“通稿”的同时也少不了送一个红包，许多报刊常常刊发“捧场”文章。而黄士民从自身感受出发，直抒胸臆，或贬或褒，自由挥洒，写出了自己的真性情。我常从《江苏广播电视报》及其他有影响的报刊中看到他的文章，如《平平淡淡吕丽萍》《如梦的周洁》等。《高邮影讯》转载过这些文章，《银海珠光》也以“指点明星”为题，选登了四篇短评。

黄士民也钟情于文学创作。这套文集还收录了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可以感受到挥之不去的电影情结。他回顾了童年“滑电影”的经历，讲述了对电影明星的崇拜，叙述了对电影小人书的酷爱，还披露了赴京报考电影学院的经历。他的小说写作也受到电视艺术“视像性”的影响。《爱情不长眼睛》这篇小说，用一段场景描写与一段人物对话结合的方法，用文字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视觉、听觉要素的“声画组合”，让读者从中思考、联想、品味热恋中青年男女的痴迷、单纯、怅惘的心态，行文与结构还具有当时流行的“意识流”倾向。当然，身为高邮的文学青年，他的作品更多地受到汪曾祺作品的影响，不少作品散发着浓浓的“汪味”。《城南湾的丁先生》《小白铁》等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新社会小人物甘苦并存的生活状态；《感觉》《最可贵的》如同小品文，在带有苦涩而又有戏剧性的结尾中揭示出作品的主题，其结构与手法类似汪曾祺的《陈小手》。后期所写的《九月的故事》，通过两个老师不同人生道路的对比，写出了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人生观的裂变、价值观的错位。在小说结尾，他用一个早夭的婴儿作喻，表示了与“一切向钱看”观念的决裂，表达了对精神家园的坚守。

黄士民在《日子》这首诗中说：“日子是一个人的年轮，日子是一辈子的希望。”在我认识黄士民近三十年的日子里，他一直钟情于文学和影视艺术，在繁忙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他用一篇篇饱含真情的作品，抒发了对生活的热爱，表达了对美与善的追寻，刻下了标示自己追求的年轮。该书定名为《我的春天里》，我想，这“春天”是青春的律动，是追逐文学的梦幻，是精神的家园营造。这种“春天”正是黄士民“一辈子的牵挂”。

黄士民先生对“春天”的牵挂与执著，值得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