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走了。

大伯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走的。一眨眼已经一年。

大伯走的时候六十八岁，六十八岁辞世，在今天应该算早逝。我的几个姑母悲痛欲绝，无不因为大伯父走得太早。二姑母七十二岁，身体硬朗，可再怎么硬朗也已经七十二岁了，她倒在大伯的灵前，久久不肯离开，一遍遍地哭喊：“我的汤炮仔，你为什么走这么早？”她不是抱怨伯父，而是在抱怨老天。我的四姑母、五姑母更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哭到痛处，甚至跳起脚来骂老天爷不开眼……长兄如父，对于我的父亲、我的几个姑母们来说，大伯父就是父亲，是天，是最亲的人，他们是在血水和泪水的搅拌中苟活下来的一群孤儿，是衣袍兄妹。

那个灾荒年月，我的爷爷奶奶、我父亲的爷爷奶奶先后因饥馑离世，留下七个儿女，其中五个未成年，最小的才四岁。在没有一个至亲的亲人，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我的大伯父，长子，十六岁成了一家之主。

这样一个没有父亲母亲没有爷爷奶奶撑持的家是怎么逃离厄运的，经过已经很模糊，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大概的情节：我的伯父，在再也找不出一粒粮食，再也没有一点东西可让弟妹们充饥的情况下，无计可施。头上是一间低矮的破茅草房，面前是四个嗷嗷待哺的弟妹。大伯将家里的脚桶、马桶敲碎，将仅有的几根铁箍拿去出售，卖了三块二毛钱。他将五弟（我爸爸，七岁）、七妹（我五姑母，四岁）送给了政府，另外两个妹妹留在家中听天由命，他自己揣着三块二毛钱出去闯荡：或许能有一条活路。

大伯父准备去上海，在走到县城时被一位熟人截下，熟人对伯父说，你走不到上海就会饿死。后来熟人将伯父介绍到一个工地上，熟人说，至少这里能给你一顿饭吃，不会饿死。

伯父就这样被乡里的熟人留下，有了一口饭吃。那是个工地，工期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后，工地解散，伯父没有饿死，还分到了一口袋粮食。就是这一口袋粮食救了全家人的命。等到大伯父背着这一小口袋粮食回家时，家里的两个妹妹已奄奄一息。

我的父亲作为孤儿，被政府收养，从小做些打杂跑腿的事，没有读过一天书。父亲后来入赘到母亲家——在离镇上他自己的家六七里外的一个村子里，这时，父亲已经是乡供销社的一名轮船司机，而伯父成了乡邮政所的一名邮递员。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镇上，砌的房子距大伯父家不远。伯父、大妈高兴坏了，一天过来看几趟，走路好像都有劲了许多。大妈对我们说，因为没有兄弟，你大大（大伯）又老实，在村子里总会受一些人的欺负，现在兄弟搬过来了，你大大腰杆也直了许多。大妈又常说，你大大看到你们这些侄男侄女不知道有多高兴。

搬到镇上以后，我天天到大伯家玩，一是喜欢伯父家荫凉的大院子——看到哪个果子熟了就直接摘下来，二是喜欢跟大伯父家的几个孩子玩，毕竟是堂兄妹，天生就有一份亲情。我天天去大伯家，有时一天跑几趟，我喜欢大伯家甚至超过我自己的家，如果哪天没去就好像少了什么。

后来，我们又陆续迁到县城，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去，回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为看大伯、大妈。大伯、大妈看到我们回去，总是欢喜得不行，他们视我们如同己出，称我们为“姑娘”，大伯、大妈总是一边搓着手一边说：“我家姑娘回来了，我家姑娘回来了。”

知道大伯父病况是在2009年春节后，四月我去上海看住院的大伯，一路上都在悲哀地想：大伯怕是看一眼少一眼了……今年春节回去，没想到是给大伯拜最后一个年——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大伯了。

我最后一次见大伯是在去年夏天。我特意赶回去见大伯最后一眼，大伯已经不能吃任何东西，他拉着我的手只是一声声地叹气，说不出一句话。走了，大伯说：建春，送宝宝走——

我们把大伯送走了，我们把大伯的骨灰放在他已经五十多年不曾谋面的父亲母亲身边。那是大伯的遗愿。大伯这个五十多年漂荡在尘世的人终于回到了亲人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