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们管拍照片叫拍“小照”，一般很少人家拍，原因是老一辈人忌讳：好端端的，拍那作什么？跟挂在墙上的亡人的画像似的！

我的祖母就很抵制这事，不但她不拍，还经常告诫我们：那照相的玩意儿是能够把人的魂勾走的。拍个照片能整出个人命案子来，谁还有那胆子？

我有印象的一次拍照片是在南京，大概六七岁的样子，记得桃花刚开，我跟弟弟都穿了好看的花毛衣，蓝背带裤。父亲带我们到照相馆，一家四口先来一张，然后我跟弟弟合拍一张。拍全家照的时候弟弟不知就里，闪光灯一亮，他“哇”地一下放声大哭。再拍下面的，难了，他怎么也住不了口。后来照相的师傅拿了一个皮球一捏，“咕哧”一声响，他一愣，住了嘴，师傅会抓镜头，一下拍好了。

其实在这之前母亲就背着祖母拍过照片。一次是我过百日时，她跟小姑带了我到镇子上拍了一张合影；一次是弟弟快过周时，她跟弟弟拍了合影还不够，又一人拍了一个单张。照片上，她扎了两根粗粗的齐肩的麻花辫，额前齐眉的薄薄的留海，脸颊饱满而又丰润。弟弟的那张是光屁股的，关键部位一览无余。这两次拍照片都是为寄给在外的父亲。留在家里的照片母亲就夹在四仙桌上小镜子的后面。

弟弟渐渐长大，觉得照片上他的那个形象实在不雅，就悄悄地把他那张小照撤了。

祖母后来知道母亲去拍照片，跟她唠叨了好几次。

随父从军后，部队里有专门拍照片的小兵。礼拜天闲着没事，他手痒，就来伙我们这趟孩子到公园拍小照。女孩子们爱花，就专拣花棵里钻；男孩子爱水，就在荷花池那里耍，着实浪费了他不少胶卷，他还是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因为天晚而意犹未尽的小兵收工的时候，照例清点跟去的孩子，才发现少了一个男孩。这下他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带着一帮喽罗把公园每个旮旯都找遍了，还是不见人影。

天黑透了，我们一帮人不敢回大院，都在公园的假山那里看小兵哭。

家长们陆续找了来，听到这个消息，也都吓住了，一边继续分头找，一边叫我们回家后先不要跟那个男孩的家里声张。

大人们找了半夜没找着，觉得不能再隐瞒了，半夜三更后勤处长的门被砸得“砰砰砰”响，后勤处长听说后，又“砰砰砰”砸开教导员的门，两个人黑灯瞎火地叽咕了半天，才来敲那个男孩子家的门。

结果那男孩睡眼朦胧，被他老子从被窝拎了出来。

我上初中，暑假时带弟弟和堂妹去县里最大的“湖光”照相馆拍照片，开单子的问：“要彩的还是黑白的？”我们从没见过彩的，很好奇，就毫不犹豫地要了彩的。

照片洗出来，我们一看，姐弟仨呲牙咧嘴站成一排，头上，脸上，身上，都用很鲜亮的水彩上过色了，尽管把我的粉红裙子掸成了嫩黄，把红唇彩掸歪到了腮上，但是看到的人都说：“嗯，不错。好看！”

祖母也把头探过来，眯着眼睛瞧了半天，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

再后来我迷上了拍照片，不仅把省吃俭用余下的零花钱全部用来捣腾那些没用的玩意儿——胶卷要钱，洗照片也要钱呐。而且还因为自己没有相机，吃了不少冤枉苦。一次跟朋友借了相机，一卷柯达放进去才拍了几张，朋友来要相机，我心疼胶卷，又不好不还，最后只好咬咬牙，悲壮地把相机还他。朋友还怪我不爽气，以为我想他相机的心思。

因为拍照片属“不务正业”，我一般都悄悄地进行。所以每次借了相机回来我都东藏西藏的。有一回把相机藏在衣裳柜子里，母亲晒伏，抱了一堆衣裳出来，把相机拖到地上摔坏了。我没法子，也顾不得挨打受骂，整天眼泪汪汪地跟在母亲后面要钱，一直要了一个多礼拜，才把修相机的钱赔了。 母亲的脸阴了一个多月，我半年多不敢摸相机。

还有一回兴冲冲地回乡下去，正是麦子熟的时候，蓝天绿树白云，碧绿的河水金黄的麦浪，景色那个美啊！我拖了堂妹还不够，好说歹说把祖母也说动了出去拍照片。

我跟堂妹都走出老远了，还不见祖母来。堂妹笑着说：“这老太太，怕照相勾她的魂呢！我们且去，不管她！”

我不甘心，又返身来找她，发现我那七十岁的祖母换了一身新的蓝夏布衬衫，正用抿子醮水梳头上的髻呢。我拖了她出来，到一处拍一处，把一卷胶卷全拍光了。

我跟祖母说：“下次回来，把照片带给你。”

祖母很激动。

下次回家，再下次回家，祖母眼巴巴地看着我。面对她热切的眼神，我羞赧地低下了头——不知怎么搞的，那卷胶卷全曝了光，我一张照片也没洗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