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以为籍贯写在纸上，存在档案里，其实，人的籍贯是流淌在嘴上，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离开老家在外地学习工作三十多年，做过好长时间的教师，用心逼过普通话，但就是咬不准。每接一个新班，开始几节课往往有学生反映不大听得懂，这个“听不懂”不是指语义，而是指口音，我当然很着急。记得在高邮师范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搞活动，让每个班出几个节目，班主任派给我的任务是诗朗诵，还请了当时的现代文学老师朱先生给我指导，可是，不管朱先生怎么从发音要领上不厌其烦地教导我，“生命”的“命”我总是读成“面条”的“面”，真让老师没办法。老师只好自我解嘲地说，你老家的发音就是这样，“幼学如漆”啊。朱先生对江淮方言的研究造诣颇深，而且在我老家附近的中学教过书。

日常交往中，常有人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我说，你猜猜。对方总是回答，三泰（区划调整前的泰州、泰兴、泰县）的。我也总是揶揄地夸奖道，你的辨别能力真强，我不是本地人，我是兴化人。对方不免得意地嚷道，这就对了嘛，从口音中就听出来了。

因为这样的问答进行了不知多少次，起初，我是认真如实地告诉对方，我是高邮人，家离高邮很远，与兴化只一埂之隔，兴化与泰州一河相牵，口音相近乃至相同是很正常的。然而，有时候，对方就是不相信。如此无关紧要的事缠来缠去自然是毫无趣味的，所以，为省事起见，顺水推舟。

我所在的村子与兴化一个叫东葛（村组撤并后，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的村子，就是一条窄窄的田埂隔着。距离兴化城也就十五六里路。老家人除了缴公粮、买计划化肥农药，其它消费都在兴化。村子里的不少老人，可能一辈子没来过高邮城。如果我不在高邮工作，父母大抵也不会到高邮来的。

我的家庭就更加特殊，我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都是兴化人，与兴化的交往尤其密切。如我的家庭与兴化建立姻亲关系的，在老家 ，比比皆是。

因此，无论从地缘、亲缘的角度上分析，与兴化人的口音相似相同就很正常了。离开老家到高邮城郊以至高邮城里工作，比较下来，老家与高邮不独口音相去甚远，风土人情也颇多不同。

小时候，我们到亲戚家拜年总要带上一两包茶食，走的时候是不带走的，而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地方（老家人称西半边）的人拜年，一包茶食拎东拎西，最后还拎回家。家人对此颇为不屑，讥之为小气。我以为，这也不是大方小气的事，是风俗，是约定俗成，用一句俗话说，叫做大家马大家骑。来了亲戚，不论早晚，不管怎么说，也得煮三只荷包蛋（老家只说打几个蛋，或说打蛋茶），日子宽裕的人家还多些，有蛋煮熟了带点水捞上来加白糖红糖的，这应该是白汤，也有做红汤的，挖点荤油，撒几片蒜叶，或者是什么其它佐料。儿婚女嫁，正日那一天是三顿酒，早晨起来就喝酒，中午一顿也很丰盛，晚上，新娘回来了，就不用说了，那叫正筵酒，七碗八碟，倾其所有。而在我老家以西，好像不是这样，早晨不喝酒不说，中午也是极简单的，就是几大碗苗汤（豆腐丝与猪血丝相拌熬成的汤）而已。

很多物件的名称也完全不同，我的老家叫衬衫为“小褂子”，叫汗衫为“薄衫子”，叫肉圆为“肉坨子”，叫青鱼为“混子”。词后辍“子”用得特别多。

我对语音学知之甚少，对方言更缺乏理性的认识，总结不出规律，只能罗列出一些现象说明，我就生长在那样一个语言环境里，说我是兴化或是三泰人，就再正常不过了。

常说，“入乡随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都离家三十来年了，不仅口音没改，即使有时候因为需要捏起嗓子说几句南腔北调的所谓普通话，不经意间就露出尾巴，一些生活习惯和物件的叫法也没改，时常引得同事们哄笑，遭此尴尬，脸上不免燥热，但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我真惊诧于人们的辨别力，不管你是哪儿人，也不管你如何地掩饰，只要一开口，对方准能八九不离十地确定你是哪里人，至少能划定大约方位。“老乡遇老乡”，首先来自于口音的相同相通。我更惊讶于那些相声大家，他们能模仿多个地方的方言。我等愚拙，家乡的方言想改也改不掉，真如我的老师所说，幼学如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