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桦老师祖籍湖北，摄影师。高邮许多人叫他大老刘或板门店。他曾供职于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去过朝鲜板门店和西藏采访。从北京下放到南京，从南京下放到高邮，从高邮下放到马棚，到了马棚进了牛棚。

1969年我27岁，在县造纸厂务工，怀着好奇和对文化人的崇敬，约了邻居家的小老弟陈维生骑自行车去马棚看望刘老师。摸到了他的住处，门上锁，人不在。他的住处土墙草屋，阴暗潮湿，实在与牛棚无异。我问邻舍的老农：“里面的蚊帐为什么是黑色的？”老农苦笑道：“这人夜里喜欢看书，点的柴油灯，烟熏的。”我们留了个便条写上姓名地址，交给老农转交刘老师。

几天后，刘老师真的来了。他身穿一套旧呢子衣服，头戴鸭舌帽，架一副墨镜，提着个公文包，一口京腔。我们高兴极了，声声叫他刘老师，当晚买了点猪头肉、花生米，熬了糯米粥招待他，三人小聚都不曾饮酒。我全家人下放，一人单住，他便和我同宿。初次相识，一见如故。我们抽着“向阳牌”香烟，无拘无束地彻夜长谈。他说自己下放了，老婆和他分手了，自嘲是“无妻一身清了，清静的清”。谈着谈着激动了起来，在斗室里踱步，即兴朗诵道：“我站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前一片灯火辉煌，为了抓拍精彩的画面，经常伴随在中央领导的身旁……”第二天，他下乡去了。我正要去上班，隔壁薛老头叫住我，生气地说：“小雪啊，你怎么把一个神经病人带回家，吼了大半夜，我的心脏病犯了。”我吓得连声道歉。打那以后，我和小陈成了他的朋友，我的住所成了他的临时客栈，但晚上再也不敢大声喧哗了。再后来，他落实政策安排到文化馆美术组。自己安顿好了以后，又极力推荐我从事文艺工作，甚至把秦成荣馆长请到我门上，让他面对面地了解我、考察我。我不久调进了文化馆文艺组。

刘老师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三八线上的中美谈判，他身为战地记者，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影像资料。美方代表从起初的狂傲，不可一世，到后来转变为无可奈何，不得不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定的种种表情、神态，成为珍贵的战争史料。在文化馆期间，他拍了几万张照片，有的在各种报刊上登载，有的用于县以上多种展览，更多的是在全县各处橱窗陈列，对宣传高邮作出了贡献。他也是我市最早拍摄洗印彩色照片的摄影家之一。

刘老师对艺术创作执着追求。为了拍摄3条金鱼在一条线上游动，他穿着背心短裤，顶着如火的烈日，竟然在公园的大金鱼缸上面蹲守一个上午。

口无遮拦、实话实说是刘老师的性格特征。一次，他拍摄农村姑娘采棉。姑娘们害羞，不愿配合。他气得在田埂上喊：“为什么总是用屁股对着我？”田里一片哄笑声。他更生气了：“你们农村妇怎么这么笨！”那时敢公开骂农民还了得，但善良的农民没有一个告发他。还有一次，他在农村旧炮楼上拍广场上的民兵训练，指挥他们伸出一条腿且悬着，“金鸡独立”不许晃动，民兵们一个个东倒西歪。他在炮楼上大叫：“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搞的什么训练？你们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再训练下去也是劳民伤财！”

由于他直率得不分场合、不计后果，终于惹上了麻烦。他参加了县里一个“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正在办公室对一个所谓坏份子训话，那人站着挨批，吓得直哆嗦。刘老师凑了上去：“别怕，别紧张嘛！”说着搬一张凳子叫那人坐下，又递上一支烟，替他点上火，转身对组长说：“他也是人嘛，别像审犯人似的对待人家，有话好好问，叫他慢慢说。”事后，组长生气地对别人说：“这个大老刘好坏不分，是非不分，我在抓阶段斗争，他的立场不稳。”从此，对刘老师的言行高度警惕，甚至安排“积极分子”和他同宿，严加防范。不久，同宿的人举报：“姓刘的把头埋在被窝里听半导体，可能是收听敌台。”这一说非同小可，刘老师被变相审查了。问：“你为什么收听电台。”答：“没有啊，我收的都是国家电台广播。”问：“为什么把头埋在被窝里收听？”答：“我怕打扰别人睡觉。”更严厉地发问：“为什么下半夜还在听，叽哩哇啦的外语别人都听见了。”更加上火地回答：“哪来这么多为什么！我睡着了，收音机开着，那是杂音，就这么简单！”不断地调查问话，刘老师受不了，他说：“我收听敌台了，收听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组长认定他招了，收听敌台的犯罪事实基本敲定。从省里下放下来的吴处长为人正派，心很细，专门打电话给省电台，所谓事发的那晚、那个时段根本没有敌台播出讯号，刘老师逃过一劫。

平时谈吐，刘老师并不十分幽默，但他的言行举止恰恰是制造幽默的主角。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有活动都招呼他参加。他不会打篮球，别人喊他并不推辞，自告奋勇当前锋。上场几分钟摔了一跤，爬起来说：“左腿拐了一下右腿，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同伴们让他改成后卫。4名同伴在前面拼打，他一个人坚守后卫阵地，在自己的篮下摸不着球了。突然，对方一个长球，好不容易被他接住了，一转身拼命而准确地投进了自家的篮筐，满场哈哈大笑，他也乐了：“总算投进了一球。”有趣的幽默接二连三。县里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组，又派刘老师下乡了，他出发的时间迟了几天。走的那天，仍然身穿一身呢子服，头戴鸭舌帽，提着公文包，仍然戴着一副墨镜。一路打听，到了工作组驻地。仍然操着京腔：“请问工作组在哪儿？”被问者正巧是组长，一见来人俨然像县以上领导，连忙笑脸相迎，领他进了办公室，热情地倒茶递烟。刘老师安然落座：“最近，你们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组长指着门外的大批判专栏和室内的学习墙报，一一作了汇报。刘老师点点头：“抓革命形势不错嘛，促生产情况怎样啊？”组长说：“当然也好呀。”说着领他去场边地头，参观了干部试验田，汇报了禾苗生产和施肥、治虫情况。这时，刘老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组长说：“最大困难是人手不够，个别组员迟迟不来报到。”刘老师不紧不慢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递了过去：“我就是来报到的。”组长哭笑不得，汇报了半天，竟然是面对向自己报到的一个组员。

刘老师对领导从来不巴结，而且不拘小节，随意得让人不可置信。一次，在府前街上遇见刚上任的县委书记查长银。他笑嘻嘻地拍拍查书记的肩膀：“你的运气真好，一上台就是一个大丰收年！”查书记笑道：“大老刘的话不错，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嘛。”这时，老刘正儿八经地对书记说：“你要进一步扩大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要把水利搞好，做到旱涝保收！你要大抓副业生产，多种经营……”书记高兴地在笑，索性站着听他讲下去。

刘老师是一位老实本分的人。文化馆每次遇到调整工资、分配房子等触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他从来不争，心态平和。他虽然没有创造多少功绩，但如今活跃在高邮文艺界的一大批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其中许多人都是他的门徒，大家又几乎对他印象不错。在他人生行程跌落低谷时，高邮人民接纳了他。在高邮几次政治运动中，他的表现都很中庸，他似乎看透一切，不整人、不害人，也极力避开自被整的风险。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平凡的摄影师，对他这样的专业人才十分重视。南影厂曾经要调他去重操旧业，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胶片摄影师不仅要有熟练的专业技能，而且爬上爬下、奔波劳碌，要有强壮的体力，我搞摄影的黄金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他有自知之明。又过了几年，他病了。他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生活，默默地离开了今天还未尽情享受的越来越幸福和谐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