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颠峰，以写花妖狐魅、鬼怪神仙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浪漫迷离的幻想之境、异彩独放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使其成为中国志怪小说中的典范。虽然《聊斋志异》中绝大部分篇章是想落天外、荒怪诞幻之作，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真实记录了当时的世相百态、人物风情和名人逸事。有的甚至可以与正史互为补充，相互裨益。《于中丞》就是其中的一篇。更让高邮人兴奋的是，这篇文章记录两个故事中的一个就发生在高邮。

于中丞即清朝名臣于成龙。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以政绩卓著、廉洁奉公闻名天下，受到百姓拥戴、康熙褒奖，有“于青天”、“古今第一廉吏”之誉。

《聊斋志异·于中丞》一文分别讲述了于成龙兼摄江苏、安徽两省巡抚视察高邮和初任广西罗城县知县时，破案缉盗的两件逸事。其中，又以于成龙在高邮巧破窃案、智擒盗贼的故事尤为精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兼摄江苏、安徽两省巡抚后，来高邮州视察，恰逢高邮一巨绅嫁女。谁知，就在出嫁的前夜，巨绅之女的丰厚嫁妆却被人穿壁逾墙盗走。

接到报案后，高邮知州一筹莫展，没法破案。于成龙听说后，命令除留一扇城门供行人出入外，其余城门都关闭。同时，他派公差认真守门，严格搜查进出人员的行李和车辆。州衙还贴出告示，告谕百姓各归各家，等候第二天公差的“地毯式”检查，务必找到巨绅家失窃的嫁妆。

在布置完各项工作后，于成龙又暗中嘱咐看守惟一开着的城门的公差，让他们注意每一个出入城门的人，只要有两次出入者，就捉起来。

当天中午，公差果然在城门口捉住了两个二次出入城门的人。但这两人除身上的衣服外，并未携带任何行李。

于成龙说，这两个人就是偷窃嫁妆的盗贼。被捉的两个人连连叫冤，诡辩不已，不肯承认。于成友就命令这两个人解开衣服，让衙役搜查。衣服解开后，大家发现，这两人身上穿着两套女人的衣服。这两套衣服正是巨绅女儿的嫁妆。

原来，盗贼害怕第二天的全城搜查，急于转移赃物。但由于赃物太多，难以携带，只好暗地里多次带出城去。

于成龙也正是抓住了盗贼的心理，设下奇谋，精心推算，让两个盗贼自投罗网。

（原文：于中丞成龙按部至高邮。适巨绅家将嫁女，妆奁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无术。公令诸门尽闭，止留一门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严搜装载。又出示谕阖城户口各归第宅，候次日查点搜掘，务得赃物所在。乃阴嘱吏目：设有城门中出入至再者捉之。过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无行装。公日：“此真盗也。”二人诡辩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见袍服内着女衣二袭，皆奁中物也。盖恐次日大搜急于移置而物多难携故密着而屡出之也。以下略）

从上可以看出，蒲松龄在《于中丞》一文中，写于成龙在邮破案的原文不足二百字，但情节曲折，奇思巧谋，让人称绝。《清史稿·于成龙传》中，称于成龙经常微服私访，走村入户，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民情，遇到盗贼或者其他疑难案件，则条分缕析，细察踪迹，最终破获，让百姓感到惊叹佩服（尝微行村堡，周访闾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辄踪迹得之，民惊服）。《于中丞》所载逸事，与《清史稿》对于成龙的评价非常吻合，民间甚至有“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盛赞于成龙断案如神。

可惜的是，就在高邮断案后，当年四月，于成龙“卒于官”。作为一个正部级一品要员，于成龙辞世时，身边仅有竹匣中一件粗袍、床头上小菜几碟（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南京士绅民众闻讯后，不论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一起痛哭流涕，停工歇业表示哀悼，每天都有数万人带着香和纸钱前去吊唁。最基层的农民、佣人、苦力、小贩，甚至外域胡人、西域僧人等个个伏地痛哭（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表彰他廉洁刻苦的一生。

心里装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永远记着他。

巧的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与高邮有一段不解之缘。早在于成龙在邮断案的十三年前，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三月，蒲松龄就随同乡、调兼高邮州署的孙惠一道来到高邮，并在高邮生活了近四个月。在邮期间，蒲松龄作为孙惠的“幕宾”，留下了很多记录社会现实的公文，更在公务之余写下了多篇描写高邮湖光水色、古迹名胜的诗文。

一位是名垂青史的好官，一个是风华绝代的大师，两人虽在高邮湖畔擦肩而过，却给高邮留下了千古传奇。当蒲松龄在瓜棚豆灯下、绳床瓦灶边书写着于成龙的逸事时，或许会想起他和于成龙共同看过的运河之畔的唐塔宋墙，共同听过的高邮湖里的涛声渔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