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面世后，封面上秦少游的全身画像成为吸引读者眼球的一个亮点。我的同学当中有几位多年从事丹青且颇有成就者，击节赞叹之余，追问画像出自哪位大家之手笔。我如实相告，是邓明先生。

邓明，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出版家、画师、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画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画报》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近现代名家书画品鉴》（1997）、上海APEC会议系列招贴（2001）、油画集《上海情怀》（2003），英文版《文化中国中国画导读》（2005）等。说老实话，邀请邓明先生这样一位大家为我的书封面人物插图，起初我是不敢奢望的，这应该感谢秦少游的后裔、上海辞书出版社秦振庭先生的引荐。

邓明先生久有为历代文人造像之想，而首先为秦少游造像的缘起，说起来也是个缘分。在悼念国医大家裘沛然先生时，秦先生步裘公原韵作挽诗一首：裘公微愿耐琢磨，济世良方奈少何？尺素梅花传驿寄，听君唤呼“一蹉跎”！诗句“尺素梅花传驿寄”从少游词句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踏莎行·郴州旅舍》）化出。邓先生少时即对少游这首词情有独钟，非常熟悉，他因而揣测秦先生是少游后裔。秦先生告诉他，自己是少游三十三世孙，而且正在审读我的书稿《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邓先生表示，平生仰慕淮海先生，久有为淮海先生造像的夙愿，期望得到支持和配合。秦先生顺势邀请邓先生为我的书封面作画，两人一拍即合。如此，既圆了邓先生的夙愿，而我的书有一位大家的作品作封面，肯定增色不少，可谓一桩双赢的美事。

邓先生创作态度严谨，尽管创作的对象是历史人物，尽管邓先生有着较深的国学功底，尽管邓先生原来对秦少游就有所了解和研究，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却不肯因此稍有马虎，轻易落笔。他说：“我的造像本来就计划走与坊间不同的路线，至少得画之有据。”为了画之有据，邓先生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广泛搜集资料，力求真正读懂秦少游，得其神韵。他向秦先生和我征求相关资料，细致地研读我的书稿。对书中的一些细节看得也很仔细，譬如关于秦少游相貌的历史掌故“君子多乎，小人樊须”邓先生原先就知道，但是他也注意到书稿中“与物无营但欲眠，客来从笑腹便便”及其子秦湛“大鼻类蕃人”的描述。最终邓先生确定以少游《满庭芳·山抹微云》词的意境为主要依据，来为少游造像，以与全书“悲情歌手”的基调吻合。

称邓先生为大家，首先是他的画作风格独特，不同凡响。这个独特的风格来自于他对秦少游的独到理解，邓先生认为：“淮海先生在宋词中归在婉约一派，但格局与一般的浅吟低唱不同，应是婉约中寓豪放，取工写相济的笔墨应该是恰当的。”他认为秦少游是婉约中寓豪放，这与词评界“秦少游是从豪放派中冲出来的婉约派”的观点较为一致，因而应取工笔和写意相济的笔墨来表现。“于是就有了现在以大写意为主的造像，即除了脸部及手持之诗稿比较工整外，衣冠采用完全放开的没骨法。比如头，四个部件五笔完成，处处见笔便是。《山抹微云》词境极静极远，我却觉得将他处理成衣带飘举抗风而立的情形更能映衬诗人的孤寂和愁绪，青色衣袍则点出淮海先生的诗人身份及对官场的某种不合时宜。脸部的刻画过于精致了些，若不是受人之托，我画眼睛和须眉可能就会点到为止。”邓先生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诗人腿部的衣袍，水冲墨，墨冲水，整个衣袍都在有节律的迎风拂动中，有形体，有质感，也契合人们对秦少游‘游’字的联想。”原作还有微云、衰草作背景，在做封面设计时被略去了。欣赏邓先生为少游的造像，于大气、洒脱之中透出愁楚和凄怆，与《山抹微云》词的意境十分契合，与秦少游的身世、性格也十分契合。对这样的一个效果，邓先生自己也是十分满意的，他甚至认为，“重画就不一定有如此效果了。”

称邓先生为大家，还在于他为人的谦和与大度。创作过程中，邓先生曾先后将一稿、二稿、三稿发给秦先生、无锡秦氏宗亲和我，虚心征求意见，几易其稿，终成大作。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某些环节上的疏漏，书稿正式出版的时候，未能署上邓先生的名字。我和秦先生都感觉十分歉疚，也十分为难。而邓先生则表现出了一个大家的风范，丝毫没有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前不久，得知无锡方面正在筹建秦少游陈列室，邓先生将秦少游画像原作慷慨捐赠给了无锡秦氏家族。我想，这样一个胸怀，大约一方面出自于邓先生对少游的景仰之情，一方面也出自于邓先生与生俱来的道德修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