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先生死了，在春节正月初三的早晨。鞭炮声此起彼落，一派祥和喜庆，男人都早早起来接了天地为一家老小准备了早茶。一个好心的村邻可怜患病在床的他送来早饭然后回去再返回发现他已经没有鼻息。

村邻来了一拨又一拨，陆陆续续，叹息，摇头，更有老年妇女神情悲戚，不时擦眼角，抽泣着。

瞎先生走了，一个人，了无牵挂。

大人小孩都乐意叫他“瞎先生”，连抱在手中的三岁小孩都这么叫，好像更随意，更亲切，他也乐呵呵笑称自己是瞎子，只有上了年纪的或他同宗门的偶尔叫他“瞎炬扣子”，那个年代男性名字都带“扣”或别的什么，“炬”则是他大名的最后一个字。之所以瞎，据他自己说小时侯出痧子没钱看病烧坏了眼睛。说他是瞎子，其实眼睛还是能透进光的，一个庄台两个生产队从南到北他走了多少个来回只有路晓得。值得一提的是，他更爱好走晚路，漆黑漆黑的那种，手里抓个手电筒，在高低不平的泥路上光柱子乱晃，别人免不了替他担心，“慢点，别跌到哪了”，从没见他摔过，他甚至还一个人摸着去他姐姐或妹妹家串门，偶尔也有人陪。

他个子很高，脸部轮廓分明，总是架着一副平光眼镜，眼窝深陷，眼睛浑浊，无神地发着散光，头发三七开，整天油光光的，夏天一件宽大的白色圆领大头衫束在长裤内，加上他骨感清瘦的身材很是飘逸潇洒，难怪大家称呼他“先生”。如果不是眼睛他还算是帅哥吧，因为还有老妇人和他交往，也有人说别人是想他的财物，因为他有个姐姐在台湾，会捎些金耳环金戒指之类的。但听上辈人说，他曾有过老婆，因为穷，走了。

隐约记得他有过唯一的亲人：父亲。他父亲去世那天，我挤在人缝里看见他溜到孝堂隔壁屋，捶胸顿足，在地上打滚又跌又撞，意思是：丢下他一个瞎子今后咋办？现在算来那时他大概四十出头，之后他怎么过的日子记不太清楚了。

我稍大些就发现他喜欢瞎遛，东家长西家短，他信息灵通着呢，想打听点事找他就准了。别人劳累一天晚上就窝在家里，而他“家”的概念淡薄无事可做，这会儿在东家没准下一刻又出现在西家了，因为这样真有事的人家说话还避着他，不过他却是热心肠。哪家出门要他帮忙看门，喂喂鸡喂喂猪，捡捡鸡蛋或者收衣服什么的没得话说，我家就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记得农忙时壮劳力都下田了，他只有和我们一帮烧饭的老人小孩玩，帮这个拣菜，帮那个烧火劈蚕豆，有时还帮大人捆麦草，打豆荚，能做的他都做了。

“他这人太古板了。”爸妈老这么说。家里添几个小菜或者来个把客人或者我们做子女的回家团聚叫他一块吃饭他都推却忸怩半天，或者干脆锁上门出去，我们从南头找到北头好不容易逮着，他却讲条件，自带酒或者鸡蛋什么的，否则不来，带了东西才心安理得地坐下。即使吃饭，他怕我们年轻人恶嫌，专用一只碗盛菜，绝不会乱搛乱挟的，每次搛菜给他，他都慌忙用手罩住，“够了够了，给伢子吃。”

以后我便上学住校，就业，嫁人，庄台里每天每年都上演很多事，而他依然孑然一身，游魂似地游荡，只是头发花白了许多没有了生机。之后突发的中风导演了他为期十天的痛苦生活。

庄台上再也见不到瞎先生的身影，他永远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但他还活在人们的心中，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