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合肥的初始认识，源于李鸿章。古代有以籍贯称某名人的习惯，晚清赫赫有名的中堂大人、淮军首领、洋务派重要领袖——李鸿章，因此被称为“李合肥”。寒窗苦读时，我曾对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欣赏不已：“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当朝宰相李鸿章与户部尚书翁同龠（常熟人），巧妙地将二人籍贯与世情反比；书生意气，吟诵之余，快哉快哉，仿佛痛快淋漓地批判了一回“卖国贼”！

江淮入梅时节，我第一次来到李鸿章的故里淮南重镇合肥。烟雨蒙蒙之中，踩着一小方块一小方块正方形大理石铺就的路面，在合肥繁华的步行街淮河路徜徉寻觅。现代烧烤烟雾缭绕、诱人食欲，香艳女人，搔首弄姿、余味飘逸，一个残疾人随时乞讨一声金钱的脆响——，熙熙攘攘、各怀心思的人流，与眼前青砖古瓦的李鸿章故居恍如隔世；李府门前两座石狮和梁柱上雕刻的大象似乎还在诉说着昔日的显赫与无奈……

一百多年前，李氏家族随李鸿章的显贵成为江淮巨族，合肥淮海路中段，有“李府半爿街”之称；而李鸿章其人因身体伟岸，令人侧目，“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异乡人，身材奇高，容貌仁慈”，在李府前厅展出的一件中堂大人穿过的黄马褂可见一斑。史料记载，李鸿章身高为一米八三，在晚清“东亚病夫与日本倭寇之间，可谓鹤立鸡群。这件宽大的黄马褂斑斑血迹，讲述了李鸿章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甲午惨败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行前，清廷授予割地赔款全权，但李鸿章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心理，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反复争辩。1895年3月24日，李氏在第三次谈判后归途中遇日本浪人行刺，子弹从右眼下方穿过，血流满颊，鲜血沾满了黄马褂。4月10日李氏带伤重回谈判桌，顽强争辩。光绪帝在日本的恐吓下，电令李氏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自诩外交能手的李鸿章无奈签订了《马关条约》，成为清廷的替罪羊。李视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覆日地。但这做矮子的事历史地落在高大的李鸿章肩上，1901年9月7日，垂暮之年的李鸿章，在合肥接得慈禧急诏：速赴北京。无奈他拖着病体，签下了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的《辛丑条约》；更有甚者，李鸿章所信赖的沙俄政府，其后竟翻脸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逼他签字，急怒之下，李鸿章呕血不止，于1901年11月撤手尘寰，终年78岁，死时“双目犹炯炯不瞑”。悲夫，一代枭雄、淮军首领，千古变局、洋务自强，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李府前厅的一副楹联似乎道出李鸿章的无奈与坚守——“受尽天下百官气，留得胸中一段春”。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感慨道：“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在皇权体制下，雄才伟略的破灭，是个人与民族的历史悲哀。

时至今日，对于李鸿章，合肥人心理颇为复杂，又想“沾光”，又显尴尬；倒是另一位名垂青史的老乡，令合肥人扬眉吐气，他就是中国老百姓妇孺皆知的清官——包拯。如今合肥对外宣传的城市名片中，名列首位的就是“包公祠”。今天看到的祠堂建筑，竟是光绪年间由李鸿章筹银重建，所谓“包家祠堂李府建”，两个反差极大的人物，因合肥，在历史的天空中邂逅。

包公祠背靠合肥老城区环城南路，三面临水，莲荷盈盈，绿树掩映。使我心中一动的，不仅有导游津津乐道的铁面鱼、无丝藕——包河里的鱼，鱼背是铁黑色的，七孔莲藕，竟然藕断丝不连，果然应了包青天的铁面无丝；更值得揣摩的是位于包拯塑像东首，不为人注意的一方清代石刻，图中的包拯头戴乌纱帽，身着紫罗袍，身材较矮，白面长须，书生气派，与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完全迥异，导游介绍：真实的包公身高只有一米六二左右。此时，我眼前不由浮现出那位身材奇高的“李合肥”。中堂大人满腹经纶，统淮军、办洋务、图变革、谋外交，壮志未酬，固然一肚子委屈，但终难成就历史的高度，还得背上“千古罪人”的骂名；包青天矮则矮矣，可在人们心中的高度，自古以来几人能及？

细雨过后，合肥的天空格外湛蓝澄静，云端之上光环闪烁，许多伟岸的身影缓缓而行……庄严与崇高、罪孽与救赎、光荣与梦想、苦难与屈辱，历史的无情与有情，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留下沉重的诠释。别了，合肥，但愿我们渐已麻木的心灵在你的怀抱能有一次历史的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