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陆建华先生新著《私信中的汪曾祺》

去年夏天，从陆建华先生的一封邮件中得知他正在整理汪曾祺先生写给他的38封信，一年时间不到，近日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香四溢的著作。我知道，先生一直沉浸在回忆与写作的幸福之中。这种幸福是汪曾祺先生给他的，也是给我们所有“汪迷”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私信中的汪曾祺》的写作倾注了陆建华先生的深情和心血，甚至先生的夫人一度表示“不允许他再这么拼命地写了”。但是我知道在我们高邮人的内心，在所有汪迷的内心，汪老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因而对他的怀念与书写就永远不会停滞。在这部专著成书的过程中，我已经先后在《人民日报》《文学报》《扬子江评论》《黄河文学》《青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读到了部分篇章，如今拿到这本书，一股浓重的情绪还是充盈了我的心房，令我不忍辍读。

这种浓厚的情绪至少饱含这样一些因素：

一股浓厚的乡情。每一个高邮人大概都记得汪老写给高邮的那三个字“梦故乡”，而这份经典的情怀此刻具体生动地在汪老给陆建华先生的信件中显现出来。汪老从当年外出求学到重回故里一等就是42年，那份深情是陆建华先生描写的“圆了思乡梦，虽病也欣然。”在给陆建华先生的第五封信中，汪曾祺写道：“我到镇江后即小病，上火车后发了一夜烧……”这是汪老离乡返京途中得了病。这次回乡时间虽有一个月，但是按陆先生的理解：“按理说，这时间也不算短了，但对已离别家乡长达42年的他来说，还是嫌少。”这种乡情不仅仅体现在汪曾祺自身对家乡的眷恋，还转变成他对故乡人、物、事的关注，在第十二封信中他得知高邮要建王氏纪念馆，叮嘱“高邮从未闻有人传其学问，殊可感叹也。我对纪念馆的筹建提不出什么意见，只希望县里能花点钱，搞得像样一些。”在第十三封信中又为请谁为二王画像作了周到的考虑与答复，对故乡之关心可见一斑。殊为可惜的是，汪老的故乡情结未能圆满，在第二十五封中他问道：“我家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总不给解决？”充满了辛酸。

一颗清纯的文心。作为一个文坛名人，汪老提携后来者的风范一直被传为美谈。在陆先生的这部著作中，有关汪老对家乡文学后生写作的关心之意俯拾皆是。在第一封信中，谈及高邮文联办的《珠湖》刊物，汪老写道：“《珠湖》我极粗略地翻了一下，作为一个县的刊物，水平还说得过去。总的印象，诗的水平较小说高，有些诗有点哲理。吕立中的《蚕》就颇有意思。这首诗有点（的）词句还可调整调整。我大胆为（之）改动了一下……”这种纯粹的文心，在陆建华与汪老交往的过程中一直坦露无遗。我们可以在这些信件中看到很多后来活跃文坛的名字。当然，汪老对于他们的提携是公允的，从来不因为私情而降低艺术的要求。在第十七封信中，汪老谈到了王干的小说，写道：“王干的小说我看了，写了几句意见在稿纸一侧。他这篇作品的缺点是写得比较散，放进了一些与主要人物和事件关系不大的情节和细节。这篇作品我看还不够发表水平，因此未向刊物推荐。”

一种至美的善意。如果说浓浓的乡情是一种生命的皈依，纯粹的文心是艺术的自觉的话，那么汪老一生所表现出来的善意更令我们动容。汪老说过，“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不仅如此，即便对于别人的恶意他也始终保持一种淡然和大度，这使得他的文字真正能够“有益世道人心”。这种善意流淌在先生的血液里。在听说家乡要搞关于他的研讨会的时候，他在第二十三封信中写道：“如果高邮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将表示希望他们最好不要搞这一活动。一则，我不值得故乡搞这样大的举动；二则高邮很穷，何必花这笔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汪老也曾遭遇过不同的“恶意”，他却用自己与生俱来的“善意”表现出了一个文化人的淡然之美。在那场关于《沙家浜》署名案的纷争中，那些表面“信誓旦旦地说决不会为钱打官司”的人恶语相向，闹到要对簿公堂。就在这一年的5月16日，汪老猝然辞世，留下“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美誉，而那些执意要打一场官司的人，最终拿了3500钱的赔偿后便偃旗息鼓了。相形之下，善恶之分，不辨自明矣。

一枝一叶总关情，每字每句皆沥血。陆建华先生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把汪老这三十八封来信的来龙去脉解读得生动隽永。作为一个资深的汪曾祺研究专家，先生展现给我们的是汪老独特的魅力，是一个铁杆“汪迷”耗费心血的执着，值得我们体悟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