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戏班子，成立于哪一年我没有追根刨底，据我所知应该蛮长的了。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个冬天，放晚学我挎着书包和几个同班的小伙伴一道行走，当走到我们村原大队部门口时，听到一阵阵锣鼓声、二胡声、说唱声，我就好奇地把紧关闭的大门推开，看到一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排一场戏，我占着年龄小的优势，一下子钻到最前头去了，只见一位老者和蔼可亲地摸摸我的头说：“你是哪家的孩子？”我有点羞羞答答地不情愿地回答：“我是村北头张会元、史才女家的二儿子。”老者一听，“史才女家的二儿子？史才女家还有这么个儿子？长相还蛮顺眼的，讨人欢喜的，一笑嘴一瘪。”然后他把手从我的头上放下来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八岁了，“八岁了你想不想学唱戏啊？”“想是想呢，我做不了主，我还要上学，得回家问我妈妈去。”又见这位老者与站在一旁的手拿着戏本子的瘦瘦小小的人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

过了两日，这位老者（后来我得知他是戏班子里面的负责人，名叫李忠美），和另外一位教学唱戏的人专程来我家找我母亲谈要我学唱戏的事，在妈妈的允许下，我八岁就跟着戏班子里叔叔阿姨学唱戏了。一开始先学跳小节目，如：走四方步子、说对口快板——三句半、表演唱……哪晓得世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难，就看你专心不专心，投入不投入。我和别的小孩不一样，我是利用学习的业余时间和晚上的时间来学戏，每次去一回都有人打出勤表计酬，后来我才晓得到年底大队里是要安排一定的工分的。工分是根据你出勤的天数加你在这个戏里担当的角色主次来决定，工分有一天五分的、六分的、七分的……最高十分的不等，后来又增加一条听群众的反响，拿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叫群众的满意度。

我学戏是跟戏团里一位男主角学的，这个男主角是由高邮扬剧团回老家来的，名叫史九贵，他不愧是正规扬剧团培养出来的，从演唱功夫到演技在我们那一代是无人可比的，有板有眼，字正腔圆。不过对手下一帮人要求非常严厉，拿他当年在高邮正规、专业、专职扬剧团学戏的一套方法来对待我们，要求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练功，搁腿、下腰、劈叉、练跑碎步，在空旷无人处吊嗓子，稍有点不乐意，他就骂爹骂娘，嘴里的唾沫星子往外喷喷的，把他脾气惹火起来，不是一拳就是一脚。但此人有个长处——不往心里去，不记仇，凡跟他学戏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片良苦用心，是为了让大家学好戏，为村子里培养唱戏的人才。

谈到这一点，我被他也没有少体罚，拿他的话来说：叫做亲者严，疏者宽，按村里排辈来说，我母亲还是他的长辈，应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秃子跟着月亮走——沾点光，谁知不但沾不了，反倒常拿我做出气筒子，我比别人学得又好，掌握要领又快，不但得不到表扬，每次批评别人都把我拿出来亮亮相，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后来我才悟出来，他是为了防止我骄傲自满，警钟长鸣。

我们村的戏班子由初创时期的几人，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由原来的戏班子发展到建立董潭村扬剧团，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有一批杰出表演者。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推出的七个样板戏，我们村自选、自唱、自排、自演了六个样板戏：《智取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我在这六个样板戏里都扮演了不大不小的角色，正反面人物都演过，不过都是跑龙套的，主角轮不到我，都被师傅通吃了。扬剧团从演员到道具、从文场到舞台布景设计都凭自己的实力，没请过一个外人帮忙。

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生活、精神生活都很贫乏，农村有扬剧团戏班子的不多见，所以我们大队扬剧团很吃香，几乎唱遍了川青公社所有大队，临泽公社和横泾公社相关村都留有我们的唱声，还“出访”过兴化的马踏港等地。有一年我们大队扬剧团还代表川青公社赴江都县慰问挑通扬运河的民工，受到了县里有关部门的表彰。

剧团里安排我演一个角色，还闹出了一段笑话，《沙家浜》里有一个女主角名叫阿庆嫂，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叫刁小三，阿庆嫂是我亲嫂子扮演的，戏团里领导让我演刁小三这个角色，一开始我不同意，领导反复解释这是演戏。记得有一场戏是刁小三要抢一个民女的包袱，一路追到沙家浜春来茶馆门口，这位被抢的民女叫了声阿庆嫂，阿庆嫂听后赶忙从茶馆里出来相助，这位民女说：“阿庆嫂，他抢我的包袱。”阿庆嫂上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刁小三，我扮演的刁小三对着阿庆嫂讲了一句台词：“抢包袱，我还要抢你人呢。”台下观众哈哈大笑，“小叔子要抢亲嫂子。”在当时成了一时的笑谈。

一九七五年底，部队首长安排我回老家探亲，正赶上我们村扬剧团排练《智取威虎山》，里面有一个反面人物叫栾平，以前在家这个角色是我扮演的，剧团领导得知我回来过春节，就上门邀请让我参加他们的演出，重演这个角色，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一九七六年春节大年初一下午，演出结束后，剧团的领导前辈师弟师妹们都为我精彩的演出表示祝贺，特别是当年挖我到剧团唱戏的那位老者，更是赞赏有加，拉着我的手说：“真是名师出高徒，演戏功夫还这么扎实，小二憋子，当时我一眼看出来你就是演戏的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