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苏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读汪曾祺最认真、最持久、最痴迷的一个。

因为读了汪曾祺的小说，他数次寻访高邮，最早的一次是1988年。那时候的他还在天长县乡下的农村信用社工作，怀揣几十块钱，朝圣一样地到了高邮。

高邮文联的朱宣东副主席（已故）让我这个当时的文学青年陪同他“转转”，记得当时和他一起爬了运河堤，登了文游台，拜了王氏纪念馆，还偷偷地去打量了一番汪曾祺小说《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原型，“高大头”当时在用一台手摇的机器缝一双皮鞋。我们俩一致肯定，汪老描绘的“倒放的鸭梨”跟“高大头”的头“像极了”！

二十年后我在《中华文学选刊》当编辑时，在一本刊物读到一个笔名叫苏北的安徽作家的小说，看风格像极了汪曾祺，不仅笔名叫苏北，而且使用了为数相当的我们老家的苏北方言。找到原刊编辑要来作者介绍，看到作者本名叫陈立新。这个名字似乎眼熟，再通上电话，我一下子就肯定他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为了汪曾祺来过高邮的安徽文学青年。

因为文学，虽然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合肥，却又碰到了一起。说到多年前的高邮行，苏北仍大呼过瘾，因为这趟高邮行，原名陈立新的他开始使用笔名苏北，成为一个铁杆汪曾祺迷，从事文学创作并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我们相约高邮见，他要再来高邮朝圣，看汪曾祺故居，做一些作品的“索隐”

2006年国庆节期间，苏北带了一帮安徽朋友浩浩荡荡地转道他老家天长市到了高邮，在北海大酒店一下子开了五六个房间，中午以汪老、以文学的名义先饱喝了一大通，高邮的菜令他大快朵颐。他连说喝多了，吃多了。

苏北的朋友们先离开的高邮，而他意犹未尽地要多住两天。晚上，我让他推去了众多宴请。他来高邮，我怎么也得作回东，二十年前没有能够尽地主之谊一直是我的遗憾。

就我们两个人，寻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聊聊。苏北喜欢吃鱼，我们到位于邓桥的一家小饭店。

去饭店的路上，我们乘的人力三轮车。他用五块钱收买了这一趟的车夫所有权，撸高了裤脚踏三轮车。我和车夫坐着，他埋着头弓着腰踏，在人缝里左穿右突，将车铃拉得叮叮当当，甚是高兴。这样的事情他在北京也干过，代价远比高邮大，花了一百块钱。在高邮，他像捡到了便宜似的，脸都笑大了。

由于中午喝多了，晚上苏北不想再喝。这怎么可能呢？

对着一瓶“小糊涂仙”他想取巧，要划拳喝酒。我不会划拳，他说不会的事情可以学，就像写文章，写小说。他有理，我只有依他，由他教我划拳。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教会徒弟打师傅，他竟然败在我手上。他总结教训，是我不按照规矩出拳。

微醺的我们谈汪曾祺，谈文章，也免不了谈我们自己：我们的年轻时候，我们的小英子，我们的初恋……

我套了他很多故事，现在我要是复述给他听，他一定脸红。当然，我也半真半假地说了自己的一些。

第二天，苏北一个人在高邮转了转。于是，有了后来的一组散文：《2006，高邮，高邮》。这是一大篇我非常喜欢的文字，我读了很多次。

正像他在这篇文章的题记里写的：……那保存完好的古旧的街巷，沿街店铺里的各色人等，令他（作者本人文中称呼）流连，他恨不能把这些正在消失的、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小城（高邮），全部一下“吃”到脑子里去。

一个外乡人写高邮写得那么生动和饱含感情，说来令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熟视无睹的人惭愧。

过了两年，苏北荣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这是一个他非常看重的奖，以后在他许多的个人介绍中都有提到。

“我虽不敢妄称是汪先生的学生，但我可以说是读汪曾祺最认真、最持久、最痴迷的一个……我就是这么不讲理的，痴迷的，像追星似的，可话说回来，天下文章不可能给姓汪的一个人做了。我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我就是痴迷，发自内心深处的痴迷。谁又奈何得了我呢？”

苏北对汪曾祺的感情让我感动。

他是天下第一“汪迷”，这么些年来他对汪老有着“一望无边的感情”，因此，他也非常热爱汪老的故乡高邮。

我调侃地说过：苏北恨不能是高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