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好饮、善饮是出了名的。《三国演义》“温酒斩华雄”“煮酒论英雄”等经典章节中，曹操都是主角之一。他曾上表《上九酝酒法奏》，将家乡亳州“九酝春酒”之方进献给汉献帝。他的经典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更是传诵千古，名噪中外。倘若编一本中国酒文化的教科书，曹操必占一席重要位置无疑。不过，曹操也曾力主禁酒。稍感遗憾的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禁酒却遇到了尴尬，差不多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这件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后汉书·孔融列传》载：“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年饥兵兴”四个字概括了曹操禁酒的原因：“年饥”是说遇到了荒年；而“兵兴”则是指这一年，曹操发动了远征乌桓的重大战役。酿酒需要消耗粮食，为让百姓荒年能勉强度日，同时筹集军粮保障前方战事需要，禁酒节粮势在必行，于是曹操给汉献帝上表实行禁酒。中华民族是一个饮酒的老大国度，自从酒这种神奇的液体问世以来，饮酒与禁酒的争议就一直没有消停过。以往禁酒，亮出的旗号一般都是防止饮酒乱德误国，所禁者只是酗酒之劣行，号召力极强，反对者想说三道四也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曹操此番禁酒，意在节粮，所禁者不仅是酗酒，还包括了一切的酿酒、饮酒活动，这就未免有犯众怒了。曹操当时已然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势炙手可热，一般人即使有怨气也不敢贸然出声。领头挑起大旗、公开与他进行论争的是时任太中大夫的孔融。孔融的名气不可谓不大，他是孔子二十世孙，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其性情极好宾客，崇尚清谈，自云平生所愿“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平素他对曹操就是一副不恭不敬的态度，恰如鲁迅所言，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特别喜欢和曹操捣乱”（《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曹操的禁酒令很不以为然，“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孔融列传》）。论争是以书信的形式进行的，孔融《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称：“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 ，无以堪上圣。”把尧建立太平天下、孔子成为圣人的功劳归之于能饮酒千钟百觚，还洋洋洒洒列举了一大堆因饮酒成功、成名的例子，最终以十分激烈的语气反问：“酒何负于政哉！”曹操针锋相对，复信列举夏商因酒误国等一系列相反的例证，强调必须引以为鉴，坚决禁酒。孔融毫不示弱，再致书反驳：“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指出夏商灭亡，不仅因酒还因女人，可是现在的政令并没有禁止婚姻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禁酒的真实意图，恐是舍不得粮食，而非以前朝因酒亡国为鉴吧？锋芒直指曹操的软肋，且充满嘲讽和不屑的语气。

曹操禁酒，本意就是节粮。在遇到荒年和战争双重压力的特殊时期，仅仅凭借“惜谷”一个理由，曹操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厉行禁酒，可是却偏偏搬出“饮酒误国”的大道理。为什么？有人如是解释：筹粮属于军事机密，北征乌桓，长途奔袭，需要掩藏战略意图，麻痹敌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能胜券在握。这个理由颇似有理，但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连年，筹集军粮可以视作一种常态，无须遮遮掩掩。有人提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即曹操是在为自己粉饰。曹操是当时朝廷大权的实际掌控者，有政绩是他的，有不是他也得担着。他大约不愿意让人议论，在他的治下，会出现饥荒，会因为军粮难以筹集而要禁酒。于是便老生常谈，堂而皇之地以饮酒误国来反驳孔融。道理大则大矣，然大而无当，以致让孔融逮着了破绽。你若果真为防饮酒误国，只须禁绝酗酒即可，为何连一般的酿酒、饮酒也要禁呢？孔融那句“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的话，虽言辞犀利，气势恢宏，却未免诡辩之嫌。他明明知道曹操禁酒意在“惜谷”，事关军国之要务，却仍然不管不顾，一味逞其口舌之利。如果上纲上线，说其不顾百姓生计、军国大计恐亦不为过。只是曹操原也有言不由衷之处，致令在孔融凌厉的攻势下有口难辩。以孔融当时的赫赫名声，这次禁酒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曹操禁酒，为国为民，本该理直气壮，却言辞闪烁，遮遮掩掩；孔融反对禁酒，近乎无理取闹，却义正词严，口无遮拦，为何如此？鲁迅说了一句客观公正的话：“此无他，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此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当然，孔融也为图一时的痛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曹操当时吃了哑巴亏，心中已种下大忌，时隔一年，就对孔融报之以颜色。《后汉书·献帝纪》载，建安十三年“八月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罪名当然不是反对禁酒，而是“谤讪朝廷”。

曹操禁酒之事，《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中均未载，只是在《后汉书·孔融传》中寥寥几笔，轻轻带过。还有《三国志·徐邈传》中以戏谑的笔调，从侧面作了记述。徐邈“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有人询问他官署公事，他回答说：“中圣人。”意思是已经饮酒而醉。因为朝廷禁酒，时人讳说酒字，便叫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中圣人”“中贤人”就成了醉酒委婉调侃的说法，并且流传后世。如李白有诗句：“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洁然》）徐邈私自饮酒，触犯禁令，有人向曹操打了小报告，曹操非常愤怒，却有身边人为之讲情说，徐邈平素行为谨慎而有节操，只是偶而醉酒才说出这样的话。徐邈因而免于刑罚，并且在此后受到器重，历官魏文帝、魏明帝以及齐王三世，位列三公，享年七十八而善终。“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其后，朝廷还为彰显贤良、追念清廉有节操的官员下诏说：“故司空徐邈……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将其树为勤政廉政的典范，通报表彰，并赐其后人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当年徐邈醉酒后的一句“中圣人”亦在朝中成为佳话，有一次魏文帝曹丕驾幸许昌，以轻松愉悦的口气问这位前朝元老：“颇复中圣人不？”徐邈十分难堪地自嘲道：臣嗜酒不能自制，仍然时常中圣人。就如同身有赘疣的人因为丑陋而留名一样，我因为醉酒而为陛下认识，真是惭愧之至啊！曹丕不罪反乐，大笑着对随行官员说：“名不虚传！”

史志中对曹操禁酒不作正面记载，有点讳莫如深的意思，其实这也比较好理解：这样一次结局尴尬的禁酒，毕竟不算是什么丰功伟绩，无须载入伟人的史迹；载入了流芳百世也是十分勉强的。而在孔融和徐邈的传记中作间接记述，让这两位传主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活灵动，跃然纸上。不仅如此，这次禁酒之于曹操是小事，放在两位传主身上则是天大的大事。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两位传主在禁酒中所作所为的记述，他们的“传”将是残缺不全的。面对曹操的“禁酒令”，孔融撰文公开论战，招致灭门之祸；徐邈该喝照喝，至于沉醉，却免于刑罚，步步高升，福荫后世。同是违禁，结果迥异，这其中的奥妙不仅关乎饮酒，恐还关乎立身处世的态度等等，细细体味，或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