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回乡祭祖。家乡同姓的长辈每年祭祖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未曾得见。去年步入社会，也步入了独当一面的节奏。今年的祭祖，父亲便让我作为本户的代表。

祭祖的本家大多散落在高邮、宝应的交界，子婴河的南北；小半安居在省内各地，苏南多于苏北；少数来自徽、浙两省，极个别不远千里从北京甚至东北回乡祭祖。本次祭祖的承办地在宝应夏集地界上，从营南老家骑小电驴约摸半个钟头车程。

刚入祭祖人家的大院，一眼便瞅见，中堂门厅眉梁以下悬着一张丈余见方的祭祖幕。上首四个楷字书“冯氏宗谱”，左右首写了一个联，联云：“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幕中由上而下，自始祖“国仁公”灵牌而起，一路按“仁、鸣、元、芝、单、、赞、成、文、武、益”的辈分，依六门（即国仁公膝下六子）的次序写了百余位先祖的名号。上疏下密，到得末端，娟娟小字，几不可辨。幕前一张八仙桌，放满瓜果枣饯、香炉什物。两炷红烛袅袅而燃，烛光微动，映得屋堂华光熠熠。桌前放了个蒲垫，上面隐约落着两处凹痕，想来是前来祭拜的同姓晚辈所留。在一位老者的指引下，我稽首合十，屈膝而跪，三个响头磕下来，举目凝望幕上那列祖列宗密密麻麻的尊号，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这张祖谱至少在血脉上回答了我人生那所谓的三个终极问题，即——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中，各门所执本系的宗谱几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六门之中只有第四门一位有心的前辈冒着极大的风险将本门的宗谱完整保留下来。八十年代修缮总谱，“元、芝、单”三代先祖的名号大多散佚，仅能凭后世子孙的零星记忆补记出几位，只有四门列位完整，人丁兴旺。整个宗谱呈倒置的树状，自根系而下，以男丁为节点，开枝散叶。长、二、四门枝繁叶茂，颇为昌盛。三、五门在中下段各有一次“三代单传”，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稀疏与冷落。我所在的六门于曾祖父“”字辈迁徙定居在营南，香火的传承遂趋于稳定。到了我所处的“武”字辈，受计划生育影响，宗谱枝叶扩张之势开始收缓，但同时也突破了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过去的辈分只录男名及其配偶的姓（冯某氏），现在则不论男女，一并录名。不过同姓的女本家嫁人后，其子女随夫姓，在谱系上便无以为继。是以说，男丁为宗谱大树上的节点，而女子则在出阁之后以“某冯氏”的形式成为他姓谱系枝梢上的“一点红”。

祭祖除了祭谱外，还要“打牙祭”。先祖历经清贫，守家立业不易，所以饭菜一律从简，以素食为主，不饮酒，有忆苦思甜之意。来宾不分长幼，不问男女，大大小小坐了十来桌。席间不相识的本家叙起辈分，气氛异常热烈。坐我对席，被他母亲抱在手里且拖着长鼻涕的“黄发小儿”竟与我父亲一辈，对于这位“文”字辈的尊长，我收起笑脸，毕恭毕敬地叫了声：叔伯好，晚辈有礼了。

饭后，长门中的后人召集大家开个短会。大伙都自觉地集中到中堂来，地方狭小只容站着叙事。尽管没有座次之分，但与会者依各门长次自然默契地垂手而立，森然有序。近五代为“赞、成、文、武、益”，我祖父为“成”字辈，而“赞”字辈的长者尚有两位，均已耄耋之年，短会伊始便由这两位老人率先发言。大家的发言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来感召祭拜者勿忘先祖，并为降生的新丁续谱；二来商议来年祭祖的相关事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短会开得井井有条，没有一点人多口杂的迹象。比如三门中的长辈讲话，四、五、六门的本家洗耳恭听，绝不插话，只有长门及二门中的同辈或更长者偶尔打断提点意见，问些问题。而当“赞”字辈的两位老人交流时，全场只有他们在谈笑风生，余者都是“笑而不语”。我想这就是辈分吧。

人的生长与血脉的传承就像蒲公英借助风力向外播种。有些不愿远离，落在近处；有些善应机缘，飘向远方。这些后世的拓造者栖地扎根，继而抽穗、拔节、散叶、开花，待到花罢成絮，又因风而扬，将种子传向他方。但无论地域远近，岁月几何，一方写满记忆与缅怀的祭祖幕可以纵越百年、横跨千里，将素未谋面的血脉紧密相连，拧成一股万径归宗的合力，一份薪火相传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