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油菜花铺天盖地的时节，水乡大地氤氲在花香里。可母亲却无法享受这样的热闹。

不清楚母亲与油菜的缘分从哪儿起头。只听说，很多年前，油菜花照亮乡村的时节，那还是粮票、卡其布、红宝书流行的年代，母亲出嫁了。外公外婆早逝，母亲由两个姐姐带大，她的姐姐就是我的大姨和二姨。大姨给母亲扎上鲜红的方巾，二姨随手从菜地掐两支金黄的菜花，别在红方巾上。参加婚礼的个个都夸母亲像个天仙！第二年的夏天，母亲把我抱在怀里，跟着父亲在喷香的作坊里榨菜油。

过去，里下河的夏天发大水是常事。每逢夏天，各村都要组织劳力去僻远的草荡挖荒土，回来打坝头拦水。我才两个月大，正喝着奶，为了挣工分，母亲也跟着一起下荒荡。哪晓得，崴了脚受了风寒，染上了类风湿。母亲的厄运从此开始。

初冬的风凛凛地吹着，刚刚移栽的菜苗在地里瑟瑟发抖。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母亲独自一人斜倚在病床上，脸上是年轻妈妈的红润，双腿却疼痛得不能迈步，像新栽的孱弱的菜秧。父亲在老家一边挣工分凑药费，一边领着襁褓中的我。

经过一冬的蜇伏，菜苗会嗤嗤地起身、窜薹，突然之间，就把田地、路边、沟头，打扮得富丽堂皇。母亲被父亲驮着，从上海医院回家了，落下一笔欠账。家里已经空荡荡的，只剩一张大桌。家里有一张旧照片，油菜地边，母亲依偎在父亲肩头，脸庞秀美而苍白，然而她双腿弯曲，无法步行。

或许是吸收了乡村的地气，几年后，母亲的疼痛稍有缓解。她能够屈着膝、哈着腰，在家里踱来踱去，趁便淘淘米、洗洗菜。家门口有半亩地，母亲张罗着栽了油菜。菜地的边角，帮衬些瓜果蔬菜。茅草屋三间，门口铺展金黄的绒毯，毯子边缘缀着翡翠的镶边，蜂儿嗡嗡地飞舞，一个佝偻的身影在春天里蹒跚，那是母亲。

放开个体经营以后，父亲帮母亲开了爿小商店——腾出一间屋，墙上凿个大橱窗，就是门面。那时，村里共有三家店。母亲每天在店堂里转悠，附带着养点鸡鹅。母亲做姑娘时曾经唱过宣传队，没事的时候就哼唱《白毛女》《我的祖国》。她嗓音清甜，像新刨的萝卜，唤畜生也与众不同，“家——来！家——来！”嘎嘣嘣的声音响箭一般，贴着金黄的菜地飘，贴着碧清的河面飘。不一会儿，各色的鸡、雪白的鹅一路小跑回家，向母亲这个“总司令”报到。

小商店也成了母亲的一块地。生意不咸不淡，就跟菜地在节令中流转换装一般：金黄耀眼，黄花飘零，青葱满目，渐染焦黄……正好适合母亲蹒跚的步伐。转眼菜籽拥拥簇簇、鼓胀欲炸，母亲的店堂陡然热闹起来，整天喧嚷不绝。原来，另外两个店被人发现卖假货，一个往酱油里掺水，一个用小路烟冒充正品。

我读师范时，小店的生意更红火了，却断送了菜田的命运。尽管母亲很是舍不得，父亲还是把几亩田送了别人，吃油全靠买成品。有一回，在油壶中发现一只死壁虎，母亲坚决地说：“以后买菜籽，自家榨！”每当乡村的菜地袒露出黝黑的胸膛，家里就会堆起七八袋菜籽。烘榨之前，母亲叫父亲把紫黑的菜籽淘洗干净，再晾晒好。这样榨出来的油果然橙黄清澈、香气扑鼻。

虽然没有自己的菜地，母亲从没有停止对油菜的眷顾。看菜花金黄，看菜地苍翠，看菜秆收割，看菜籽揉搓，看菜籽收购，看油坊炒榨……在时光的菜地中，母亲的茎干也慢慢地衰变、消蚀。身体弯成了大“S”，腿关节膨成芋头婆，手指变成生姜块。咬牙强忍，毒太阳暴晒，几块钱一瓶的消炎痛或强的松……这些都是母亲与类风湿作战的兵器。除此之外，她绝不肯吃一粒好药。在病痛的干扰下，她搞开放式经营——随顾客进店挑选，最后到门口付款。母亲不自觉地竟然成为超市的鼻祖，直到有一天，她像六月的菜籽秆一般轰然倒地。

躺在“120”里，母亲目光呆滞、口角流涎，面色像枯黄的菜籽秆。窗外，是金黄与碧绿交织的画卷，是母亲百看不厌的风景。母亲的油菜情结还能再延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