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高邮为我老伴买了一台多功能数码插卡式收音机。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我老伴患眼疾，四处求医，个体眼科诊所看了四五家，不见效果；大医院眼科也就诊了好几家，收效甚微。最后还是到上海交大附属医院瑞金医院神经专科医治，才略有起色。但毕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现在我老伴的眼睛日常生活起居时用还可以，但不能看电视。为了丰富她的精神生活，能够让她听听音乐或戏剧，这就是我买收音机的原因。

收音机买回来后，我现学现教，把营业员教我的使用方法也如法炮制向老伴示范了一遍。老伴从此以后，就沉浸在音乐戏剧之中。

一天，老伴指着收音机上方的可以伸缩的天线杆问我，它有什么用处。这下反倒提醒了我，这玩意不是多功能吗？它还可以收听电台广播。于是我就试着启动收听广播的按键，旋转着调频调台旋钮，收音机里立刻传出一种久违但又十分熟悉的电流和电波声来，一下子勾起了我对收音机的回忆。

那是五十多年前吧，我家住在上海，我只有八九岁。我最喜欢到姨外公家去玩，因姨外公家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后来才知道叫电子管收音机。那个年代收音机属于奢侈品，那时的上海也鲜有人家具备。我姨外公家之所以有这样高档的电器，是因为姨外公是工厂里的八级技术工，他的工资据说很高，一人的工资就抵得上两三个普通工人收入，所以他家有条件买得起。我到姨外公家，不管他们家愿意不愿意，总要缠着姨表舅开收音机给我听。在打开收音机前，姨表舅总要交代我，只准听，不准我动手拨。尽管受到拘束，却阻挡不了我收听广播的兴趣。特别对收音机里播放的儿童节目，一听就是半天，毫不厌倦，几近痴迷。直到我们全家一九六二年从上海下放回老家，我才与收音机绝缘。

再次碰到收音机，已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了。上山下乡洪流把泰州知青带到我们这里。落户在我们队里的是一个知青组，共五个人，他们都是“省泰中”走出来的，各方面素质都很高。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十分匮乏，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自己动手制作一种能够收听广播的装置。那时的我，也有十七八岁了，说起来也算是个初中生，同他们年龄相差不了几岁，和他们有共同语言，搭得上腔。对他们自己能动手制作收听广播的装置佩服得不得了，同时又感到好奇，就向他们请教。他们告诉我，这是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还告诉我，矿石收音机配件很少：一副线圈、一个可变电容、一个检波器，再加上天线、地线和一副耳机，就可组装成一台矿石收音机。它的优点是使用时不需要电源，且音质好。缺点是只能一个人用耳机收听。这些知识，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告诉我也是白说。等他们组装好，我就有事没事地到他们知青屋里请他们打开矿石收音机让我收听广播。

当时正逢十年动乱，广播电台播放的内容虽不丰富，但充实一下精神生活还是可以的。听八个样板戏、听毛主席语录歌、听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等。广播内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新闻报道。好像是在1971年10月的一天，播音员以激昂的语调，播读乔冠华团长在联大上的重要讲话，有一种亲临大会的感受，为之自豪、激动、振奋。

后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当最后一名知青老李离开前，他把矿石收音机当作礼物送给了我，令我万分惊喜。从此后，我白天参加队里艰苦的体力劳动，晚上通过这台矿石收音机收听广播，生活充实了许多。可惜没过两年，这台矿石收音机因零部件老化不能陪伴我了，我感觉日常生活立即暗淡了许多，精神也萎靡不振。这是我第二次与收音机分手。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尽管家庭经济还比较窘迫，我还是毫不吝惜地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扬州产的百花牌台式晶体管收音机。那可是家庭中大件电器了，邻居们见了都羡慕不已，不亚于、应胜于今天人们拥有汽车、房子。每当晚上或阴雨天，邻居们就到我家里来听电台广播。那时我们党和国家已拨乱反正，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好转，电台播放的内容也有了极大丰富。我和邻居们每天都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等古典评书；也听现代的文学欣赏，如《夜幕下的哈尔滨》《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记得我最初接触到我们高邮籍文学大家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就是从中央广播电台“文学与欣赏”栏目上听到的《大淖记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电脑的普及，收音机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对于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们包括我来说，收音机的记忆既酸楚又温馨，收音机是我们心里挥之不去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