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听蝉。

随着城市化建设摊大饼似地展开，高楼大厦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疯长，树木日渐稀少，不论夏日秋天，几乎无处觅蝉。因而，我更怀想“古槐深巷有蝉声”（刘沧《寓居》）的生活环境。偶尔翻阅《全唐诗》，我仿佛听见了遥远的蝉声——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虞世南的《咏蝉》。

虞氏写这首诗时已是得意的高干。隋炀帝时，他就任秘书郎，隋炀帝被杀后，先后依附宇文化及和窦建德，后又降唐，与房玄龄共掌文案，成为著名的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很受李世民器重。李世民即位后，虞氏任著作郎，兼任弘文馆学士。唐太宗很器重博学多识的虞氏，经常在政务之余和他讨论经史，畅谈古今治乱之理。虞氏虽然看起来清瘦柔弱，但是秉性正直刚烈，敢于进谏，经常联系实际规谏唐太宗。唐太宗赞扬虞氏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法。也正因为如此，虞氏笔下的蝉就成了具有高标逸韵人格的象征，带有浓厚的自况意味，成了诗人自己立身高洁而不是凭借外在力量才被重用的表白。清代沈德潜对此诗批道：“咏蝉者都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卷四）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是骆宾王的《咏蝉》。

骆氏写这首诗时却是倒霉的囚犯。骆氏七岁就能够作诗。唐高宗时，骆氏为道王李元庆的属官。闲居齐鲁十余年，后赴京对策中式，授奉礼郎，兼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贬，从军于西域。后又调赴姚州平叛，并奉使入蜀。后返回京师，历任武功主簿、明堂主簿、长安主簿，迁侍御史。不久，骆氏因为上疏讽谏“天后”武而被诬以贪赃下狱。骆氏《咏蝉》也就作于此时狱中。曾有一些同情骆氏的官员为其申辩，要求平反。所以，骆氏在诗序中指出：“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说明确有人为他呼喊平反。但正如他担心的那样“怯危机之未安”，诬陷者不肯轻易罢手，平反的动议没有结果。现在皇帝大赦天下，骆氏这种“赃犯”自然也在赦免之列。遗憾的是，掌权者并没有让他官复原职，而是把他贬放到离京城很远的边县临海，去当一个小小的县丞。上次从军边塞，也有戴罪立功的意思；这次贬职临海自然也是降级处分。后来，徐敬业起兵讨武氏，军中书檄，皆出其手，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檄》便是这时写成的。徐敬业兵败后，骆氏被杀，一说亡命天涯。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这是李商隐的《蝉》。

李氏写这首诗时还是落拓的士人。李氏初学古文，十九岁以文才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被引为幕府巡官，后经推荐，终于开成二年（837年）登进士第。次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因爱其才，举荐其为掌书记，并将爱女许之为妻。由于令狐楚为“牛党”人物，而王茂元为“李党”人物，“牛党”之人骂他“背恩”，李氏卷入到了牛、李党争之中。后来“牛党”执政，李氏一直遭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大中十二年（858年），李氏潦倒而死。再说李氏咏蝉。古人误以为蝉是餐风饮露的。这里是说，既然欲栖高处，自然难以饱腹。虽带恨声，实也徒然。蝉虽哀鸣，树却自呈苍润，无情相待。李氏称蝉为“君”，像对一位好友诉说自己内心的不平——我长期得不到重用，虽然也曾多方托人引荐，但是种种努力却是徒劳的……这种遭遇，正好是蝉的写照。诚如钱锺书所言：“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于之有情也。”（《李义山诗集辑评》）

都是咏蝉，但是三位诗人心目中蝉的形象不一样，寄寓了各自不同的情怀。诚如清代施补华所言：“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岘佣说诗》）

笔记至此，已是子夜。我打电话回乡，隐约听见蝉声，便问：“夜蝉何处声（张祜《夕次竟陵》）？”文友笑答：“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姚合《闲居》）。”我也笑了：“还是唐代的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