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高邮的抗日斗争已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日本侵略者在全国战场的节节挫败，迫使他们作垂死前的挣扎，他们更为疯狂地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报复和屠杀。当时，周巷、川青等地的游击队利用芦苇荡这一天然屏障与日寇进行周旋、斗争。而领导这支游击队的负责人就是中共临泽区副区长房启太。

这一天，房启太刚从荡里上来，准备叫上通讯员小李跟他一起到区里去开会，小李匆匆跑来报告说，今天有情况，周玉龙家门前的榆树上挂上了马灯，而且马灯里裹了红纸。周玉龙虽不是游击队员，却是房启太发展的进步群众，他每天一大早挑着头一天割的芦苇草到周巷茶馆里去卖。那茶馆地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人多，信息渠道十分畅通。他把听来的消息再传递给暗藏在荡里的游击队。榆树上不挂马灯，说明一切正常；挂了马灯，说明有情况；马灯上裹了红纸，说明情况紧急，有敌人下来扫荡！

房启太一听，心中也十分着急。他对小李道：“你立即回荡通知游击队，以小组为单位，分散隐蔽。”

小李问：“你呢？还去区委开会？”

房启太道：“敌人这次扫荡的规模可能不小，区委的会议得转移，我得赶去通知他们。”

小李道：“房区长，我俩换一下，你回荡里，我去区里吧！”小李知道，从周巷东荡到临泽，得通过周巷镇、川青镇和临泽镇三道封锁钱，沿线不但有鬼子“二黄”的碉堡，还有他们增设的水上游动巡逻艇，稍有不慎，就会惹出麻烦，他是怕房区长遇到危险。

房启太也理解小李此刻的心情，他笑了笑，道：“不要紧，小李，你赶快回荡吧，我会倍加小心的。”

他目送小李走后，把插在后腰上的手枪的保险打开，把头上的草帽向下拉了拉，毅然向东北方向的小路走去。说老实话，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但大多数都是晚上，有夜幕的掩护，安全系数比白天相对大得多。

好在房启太从小在这儿长大，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现在又是夏天，杂草野树麦地等长势十分茂密，他借助于这些为掩护，避开大道，绕过岗亭，不久，就顺利地越过了两道封锁线，来到临泽的南面，镇南那高大碉堡上的膏药旗已隐隐在望。现在横在面前的是一条大河，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有两个日本鬼子和两个伪军的岗哨，严密地盘查着过桥的行人，要想从桥上过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是泅水过去。房启太从小在水乡长大，会游泳，泅水过河自然是小菜一碟。他躲开桥上岗哨的视线，矮身滑下河堤，将身子藏到水中，还顺手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就在他猛吸一口气，准备潜水过河时，上游传来隆隆的马达声，鬼子的游动巡逻艇过来了。艇首推开的波浪摇晃着猫腰站在河边水里的房启太，他屏住呼吸，竭力稳住身体，不让自已弄出响动。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一名鬼子的小头目拿着望远镜正扫描着自己藏身的南岸，趴在巡逻艇顶篷上的鬼子还哒哒哒扫出一串机枪子弹，房启太左肩中了弹。但他知道，这是鬼子的火力侦察，鬼子并没有发现他。他咬牙忍着痛，悄悄捂住左肩，不敢出声。果然，巡逻艇开过去了。房启太撕开袖子，扎好左肩，泅水过了河。顺利地找到区委，通报了敌人将要大规模扫荡的消息。区委决定会议延期，各乡各村的干部立即返回住地，组织好本地的反扫荡工作。

可是房启太在回到周巷，准备下荡的途中却遇到了一股敌人，有鬼子也有“二黄”，大约有十多人，他们是到村中来抢粮的，因为成熟得早的麦子已经收割了。为了不让到手的粮食被敌人抢去，房启太迅速找来几个基干民兵，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即使不能消灭这股敌人，至少也可以打跑他们，保住粮食。战斗很快打响了，鬼子“二黄”刚开始时没有防备，被打死三四个，但很快判断出我方的兵力不足，武器更不足，除房启太一把手枪外，那几个基干民兵都是土铳子，是用来打野鸡野兔子的。于是丢开粮食，向房启太他们组织了反扑。面对严峻的形势，房启太没有惊慌，他对该村的几个基干民兵说：“这些敌人的目的是抢粮，不是扫荡。我去引开他们，等敌人被引开后，你们迅速转移并隐藏好这些粮食。”

敌人果然上当了，他们追出村子，来到荡边。这里河网交错，地形复杂，一般情况下，这剩下的八九个鬼子“二黄”根本不敢下荡。房启太到荡边后并没有下荡，而是躲在一个小垛的芦苇丛中。但是，在荡边一个小河边扳罾的一个姓韩的村民却贪生怕死，在鬼子的追问下，说出了房启太的藏身地点，在一番对射以后，房启太子弹打光，身负重伤被俘。残暴的敌人对他百般拷打，要他说出区委干部名单，说出游击队的藏身之处，房启太始终只字未吐。鬼子为杀一儆百，先是押他在周巷游街示众，后又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炮楼上多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原周巷公社党委将周玉龙家保存的红灯送至县革命博物馆，并附上流传于北片的一首民谣：“一盏红灯照水乡，光芒四射映芦荡。红灯本是穷人心，向着革命向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