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困难年代的1962年，我美滋滋地在果园场上小学了。每个学期，少得可怜的几册课本，几天就翻遍了。“偏食”的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课本。包书先包它，读书先读它，做作业先做它。对它的纸张、墨香和插图，有着特殊的喜爱；对语文老师，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偏远的场圃、村庄，除了课本还是课本。物质饥渴与阅读饥渴叠加的我，大脑内外都是骨瘦如柴。哎哈。果树也有带来阅读大餐的时候。为了防病虫害，防鸟儿觊觎和偷吃，水果要戴上纸套。糊纸套，用的是收购而来的旧报纸和旧杂志。放学归来，我最乐意干的就是帮妈妈糊纸套。糊三百只信封大的纸套，可得1分工。每次我都抢着，抢先去场部领纸称面粉。小小人儿，嘴巴甜甜，围着负责过秤的徐益良大大缠三绕五的。四、五年级的我，专挑那些文学类、青年类报刊去称。为找心仪的报刊，有时把仓库翻乱了，有时从他人称好的纸堆里替换一些，有时刚过完秤又添上几摞。对此，徐大大总是睁眼闭眼。

纸称回家之后，我先挑，选些合我胃口的文学副刊版、文学期刊留下，供自己慢慢享用。再选些厚的美术纸、牛皮纸，用于包书。其余的全部剪裁、切角、上浆，糊成一个个纸套。晾干、过数、捆扎，送到场部清点、记工分。看到一摞摞旧纸，变成一扎扎纸套，犹如检阅自己的部队。春夏之交，看到一只只纸套飞到树上；看到那里面躺着不断鼓起的小和尚（“小和尚”是我们对纸套里成长着的果子的昵称），心里的香甜、喜气和得意，真是难以言表啊。我的心也和我糊的纸套一起，飞到了树上，与果实作伴，和绿叶纷飞。

冬天的夜晚，作业做完，纸套糊完，开始了我的阅读夜宵。我把选留下来的副刊、期刊拿出来，一张张地看，一页页地读。读到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想到了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读到了“煤炭诗人”孙友田的儿童诗《矿山鸟声》等，看到了矿山之美、劳动之乐。读到了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仿佛走进了文学殿堂。读到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暴风骤雨》等节选、连载或评论，观赏到文坛天空的群星灿烂。那些别有洞天的作品，真是字里绽兰菊、行间生瀑布。扑在知识的面包上，我恨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油灯下的我，读啊，剪啊（把好文章剪下来收藏），不知不觉到了一个个半夜，直到母亲生气地吹了灯，才上床睡觉，并时不时地做起了文学之梦。一张副刊，就是一扇文学天窗；一本杂志，就是一片文学蓝天；一篇作品，就是最解馋的文学奶酪。现在回味起来，还真是津津有味啊。

我是这样，我的小伙伴们也是如此。那时，我们的书包渐渐鼓了起来。同学们带着各自截选下来的报刊，相互传阅，相互交流，有时上课也偷偷阅读。语文老师童文秀，看到我们在课堂上阅读课外书籍，一律予以没收。上午收、下午也收；今天收、明天还是收。她收得多，我们的积怨也多。报刊奶酪的香味，大概也引诱了她，下课之后的童老师，也贪婪地阅读着缴获品。

一天，快放晚学的时候，童老师把没收去的报刊全部发还给我们，并规定从今天起语文课缩短一刻钟，放学推迟半小时，让大家阅读各自带来的报刊。童老师红着脸宣布，我们鼓着掌感谢，把小手也拍红了。童老师还倾其所有，把她的文学底子全部抖落出来，与我们分享。有时还结合同学们手中的报刊，出些作文题目，让我们边读边练习写作，读的想的写的交流的融合在一起了，加餐的课堂满目彩屏、满室芬芳。课堂也成了小小的花圃，根根草儿青、朵朵花儿开，蓬勃清新、妍香怡然。

老师“放任”，我们并没有放松。我们一年年糊着纸套，一岁岁积蓄着旧报刊，积累着语文、文学知识。五、六年级期末，营南何下中心小学举行比赛。我们果园场小学，连续夺得了踢毽子、滚铁环、抽陀螺和作文比赛第一名。那真是果园场的盛大节日，老师、家长、孩子们都开心得很、自信得很。果树上那些个纸套，随风抖动，好像也在使劲地点头称赞。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尊敬的旧报刊们，我敬爱的童老师、徐大大，你们能看到这篇追忆的小文吗？无论是否看到，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再次给你们跪谢了！跪谢你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我们特殊的阅读营养，给了我们一些些特殊的文学“童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