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次入厨

那应该是我八岁的生日，因此是1981年的12月，我要邀请两位小朋友，小刚与冰冰，来家里吃饭庆祝。

不巧的是，家里的主厨祖母要去自贡开会。做饭的重任，只好落到了与锅碗瓢盆似乎没什么关系的祖父肩上。

祖母设计了菜色，买菜，洗菜，打整，分装。剩下的活路就是把各色食材下锅，烹炒到一起。

我们仨在饭厅里的桌旁乖乖地坐等。祖父一人在厨房忙活。

菜陆续上桌。咦，怎么跟往日不大一样？

祖母第二天回来，看了剩菜才知道，没有一个菜的组合是对的：葱炒了鸭子，而该与鸭子同烧的磨芋却单炒了一味菜，汤料炒了，腊肉却放进了汤里……

菜的滋味已经忘却了，想来不会好。但三个小朋友还是很高兴。毕竟，是很独立的生日宴会。

我在富顺祖父母身边，前后八年，印象中这是祖父唯一的一次下厨。

醉  后

还是住在后街的时候。

好像是下乡去检查工作？总之必定是吃了席，祖父回来得颇晚。他平日回家总是慈爱地拍拍我的头，问两句今天上学的情况，有时带回一本《少年文艺》，引得我兴奋地大叫。

今天很奇怪，祖父光笑不说话，脸红红的。他没有摸我的头，而是把我抱过来，亲了几下，我能感觉到他唇边胡碴的扎，以及脸的热度。

祖母在问他什么，祖父也模糊地答着。我心下纳闷，倒也没有闹。只听祖父的声音比平日要大，有点像吼。但看他的模样，分明很高兴。

过不久祖父就上床睡了，并没有例行的洗脸濯足。里屋传来有一点响的鼾声。

这是我第一次见祖父酒醉，似乎也是末一次。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喝醉这回事，喝醉了是什么样子。

（其时我还小，记忆相对模糊，永姑于此事的记忆是：家里的大人都知道他喝多了，不愿与他搭话，且提议让他一人在家睡觉。他知趣地脱鞋上床，并没有例行的洗脸濯足。杨早爬上床，边钻进祖父的被窝，边说：“他们都不理你，我陪你睡觉算了。”）

日常生活

我真不是当作家的料，小时在富顺的许多往事都不记得。记得清楚的，大抵是一种状态。

比如，小学六年级转回已经改名师范附小的团结路小学。因为正碰上小学改制，在成都上的是五年制，回富顺却已改成六年，许多功课都已学过，顿感轻松。于是没有一天是按时放学回家的，总是远兜远转，到富顺师范去打乒乓球，暮色四合，才急急地走回正街县政府的宿舍楼。

祖父祖母都已吃过晚饭。但也没人责怪我。剩得有饭在锅里，我自己加点开水热一热，菜也需回锅炒炒，高兴的话，还可以动手煎个荷包蛋。总之记忆中这些都是自己来，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在昏暗的厨房电灯下弄这种半自助的晚饭，似乎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祖父通常这时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开着录音机放京戏。等我吃完饭，开始做作业，他或许进了卧室去看电视。做完作业进去一看，电视还大声地放着，祖父多半坐在藤椅上睡着了。

这都是日常的生活场景。不知为何印象如此鲜明，也许那时没什么大的烦忧，祖父母也尚康健，日子就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

发了大脾气

上了初中，一年级的夏天。

我和两个同学中午热得遭不住，觅一个浅湾下去泡着，下午自习课被同学检举了。班主任胡隆泰老师命令我们明日不必上学，在家写检查。

胡老师后来说，他只是吓吓我们，料定明天一个个会带着检查来上学。谁知一个都没来！

我们搭船过了沱江，去一个同学的亲戚家玩了一天。亲戚给我们点豆花吃，新鲜的豆花，自制的豆瓣酱，农家干饭，加上那一种触犯禁忌的刺激，那顿饭滋味特别地好。

傍晚回家，远远地似乎看见胡老师从家门口出来，心知不妙。

那晚祖父发了好大的脾气。他一向如钢叔所写，“惯常的慈祥儒雅”，那天却坐在厅里棕色人造革单人沙发上，使劲地拍着扶手：“你要把我气死！你要把我气死！”

祖父发“死”的音带一点儿“e”的闭口音，这是高邮方言留在四川话里的遗迹，正如他发“母”总是似“莫”的音。

我直挺挺地立在厅中间，完全傻掉。

究竟祖父最恼的是我不听话，下河洗澡？还是隐瞒事实，结伴逃学？现在想起来，似乎后者更严重，关乎人品。但当时的感觉，好象祖父对前者更生气，因为下河是夏天的厉禁，“你爸爸妈妈把你交给我们，出了事啷个办？”

祖父一直处于一种激烈的情绪之中，除了咆哮那两句话，别无他言。我真的是吓坏了，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地气恼。只好走到我的卧室里，在黑暗中，在那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镜框下，跪了下来。

水泥地的冰冷与硬，光膝盖很难习惯。更难熬的是睡意渐渐袭来，头一摇一摇地似乎要倒在地上。

过了十二点？两点？祖父的气好像消了一点。走进卧室，拉亮灯，叫我起来写检讨。

说是我写，其实是他起草稿，我负责抄写。祖父写类似的应用文字，熟练而老到，这份检讨也是情理兼备。我记得其中还有“我爷爷因为我的错误，气得放弃了最爱看的足球赛，要求我做出深刻的反省”等字句。

那一次的结果是胡老师在班会上宣布对犯错误的同学记过一次。后来我转学回成都时，填表时居然老老实实地在“曾受过何种奖惩”格里填“记过一次”，胡老师肯定又好气又好笑，提起笔来圈掉了。

也是因为祖父很少很少发脾气，所以这一次印象极深。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富顺家里的饰物，最记得的大概便是这么一方镜框，红底，金字，印的是不知道谁的手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祖父在富顺女中（后改为富顺一中）、富顺二中都担任过教职。从小跟祖父走在街上，总有各色各样的人叫他“杨老师”，然后立在街边谈半天话。我一路走来快闷死了，所以不喜欢跟着祖父上街。

小学时跟同学“提劲”，互相吹嘘家里大人如何如何，我严正指出：“全县学校里的所有老师，都是我爷爷的学生！”

同学一愣：“你吹牛！”

“龟儿子才吹牛！你去问罗老师！”

他真的去问班主任罗老师。罗老师也愣了愣，然后点头说：“是的。”

当时我的心中，是何等浅薄的得意呵！

祖父从事教育多年，他不是一般的教书匠，他有他的教育理念。比如，他从来不赞成体罚儿童，因为儿童是弱者，成人无法说服、引导幼小者，却要动用暴力来让弱者屈服，这算什么教育？

祖父是身体力行的。我小时顽劣不堪（有许多人为证），父母叔姑，人人皆喊打，只有祖父是我的“大红伞”。据说，祖父也有被我气到不行的时候，甚至会高喊，“把日光灯打烂！”“把漱口盅盅打烂！”但依然不肯加一指于我这个“弱者”。

祖父对学生和善博施，深知者众多，无须赘言。难得的是，非独对乖巧勤勉者为然。在富顺二中上初二时，校长周会训话，仍举例曰：“现在的学生太不像话！从前杨主任在的时候，亲自去教室扫地，扫到学生脚底下，那个学生只是把脚一抬！……”

他这种作风带到了副县长任上。那时有个妇人，因为什么事情，隔日便上门来闹，有时路上截住也大声武气地诉说。祖父总是和悦地慰劝她，连我都在旁边愤愤不平，意谓升斗市民何能猖狂若是。现在回头看，一个普通百姓，居然知晓副县长家住址，上门诉苦毫不客气，当今之世，有几个县有此景象？

以风度而论，祖父常常令我想到胡适，或许民国养成的智识者都有那么一种和蔼气象。《胡适口述自传》回忆，胡母自小教训胡适：用生气的脸色对人，是世间最下流的事情。胡适终生奉行此言。以我的观察，祖父一生，庶几可称这方面的模范，不论何事，态度大抵冲顺平和，不作恶声。我每每反观身上的峻急浮躁，只能自惭为不肖子弟。

中国绅士

祖父生于江苏高邮，出身世家，受过良好教育，由于战乱颠沛，造化弄人，最终在川南小城富顺定居一生。亲朋戚友，往往替他惋惜，觉得他没有走出来，是一桩憾事。

我因为专业的缘故，对近代中国社会有一些认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一大特征，便是士绅社会的解体。从前的缙绅，考举入仕，不论在京、外放，一旦致仕退养，总会回到故乡，无形中便是家乡社会的伦理、治安的维持力量。中国传统社会能以区区县衙数十百人，领百里之地，与士绅社会的构成关系莫大。

科举废而新学兴，自此乡中子弟，见其出而不见其返，大都市集聚了各地英才，属县社会却日益空洞化，官吏胥役，地方强豪，缺少了士绅的制衡，肆无忌惮，相连为恶，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大弊病，至今尚未有好的解决之道。

从这个角度看，像祖父这样，见识广、素质高、受到完整现代教育的人，能立身僻县数十年，且尽一己之力，任教也好，从政也罢，改变着一方水土的人文风气，正是从前中国士绅的遗风，也是近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诸先生倡导的底层改良道路。

富顺号称才子之乡，明清进士以百计，文风颇盛。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因祖父的牵线，与江苏高邮结为姊妹县。但以其民风论，我以为更像浙江的绍兴，士民聪明而强横，重利忍耻，吾友邱小石称之为“出赖皮的地方”。

祖父的老友易奉倩，称得上是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其言行足为士夫垂范。祖父为人，不会像易爷爷那样违世弃俗，但他是事功的典型，善于从一点一滴的事情，慢慢地影响周围的人。一个健全的社会，要有立行的人，也要有事功的人，才能慢慢朝着和谐自由的方向转变。

近十年几次回富顺，总感觉文化气息越来越弱，才子之乡名不符实。倘使富顺一县，有百易奉倩，千杨汝纶，风气当不至浇薄如是。

远  念

我搬进现在住的小区，才惊喜地发现，我小时的玩伴邱小石，居然成了我的邻居。

小石的父亲邱明熙老师，是祖父的忘年交，也是农工民主党的同志、富二中的同事，县教育口的同僚。如今老两口在小石家安享晚年，含饴弄孙。他们喜欢北京，也常常怀念富顺。每每见到，总说：“你爷爷什么时候能来北京住住就好了！我们天天陪他摆龙门阵。”

小石的岳母郑老师，是祖父当年在富顺女中的学生。她对祖父，还有当时也在女中任课的三爷爷汝，印象极好极深。她也总说：“你爷爷来北京，我要请他吃饭！”

如今郑老师已然仙逝，而祖父来北京，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了。

我常常想：早十年，不，七年，那时祖母刚刚去世，我如有现在的条件，真可以将祖父接来北京，陪他去逛逛旧游的所在，陪他去听京戏，去吃喜欢的肯德基洋快餐，甚至，可以开着车，载他回一趟高邮老家，听他讲讲儿时的记忆……

然而造化总是弄人，只能遥遥地想象与忆念。我查了GOOGLE地图，从北京到富顺，实际距离是2039公里，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一半，也够远的。也因为孙辈散处在外，祖父不仅关心宜宾的、成都的、贵阳的天气与新闻，也念念于北京、上海与纽约的事故风云。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发生车祸，离我们小区仅一两公里。我们还惘然无知，祖父从电视上看到新闻，立即打电话到家中，确证我们都平安。

小时候，祖父带我过马路，总是把我的手臂抓得梆紧，生怕我被车撞了或跌跤。他又常说，乘汽车或者火车，一定要早到，千万不要赶急赶忙。

我总觉得，祖父与我相距并没有那么遥远，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

作者杨早，四川富顺人，祖籍高邮。北京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编“话题”系列，著有《民国了》《野史记》等，编有《沈从文集》《汪曾祺集》；祖父杨汝纶，高邮人，汪曾祺表弟。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教育工作者，上世纪80年代起从政，先后担任富顺县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目前以96岁高龄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