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就是各地的地方口音，全国各地的口音多不一样。高邮也有不同口音：城上的乡下的，南边的乡镇与偏北的地方，湖西的乡镇与高邮东边的，口音都不尽相同。

周巷位于高邮的东北边，地处高、宝、兴三县市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周巷人独特的地方口音，说话与高邮城上的人明显不同。周巷北边有一条子婴河，把高邮与宝应分隔开来，河南属高邮，河北是宝应地界，窄窄的一条河，河两岸人说话口音却不一样。

在南京读师范期间，我的普通话差得一塌糊涂。作为一个师范生，要求通过普通话测试，我几经努力，勉强过关。我生于周巷，说话时夹杂着家乡口音，说普通话尤其难。每次，我张口说话，总引起同学们一阵大笑。例如，肉的正确发音为“rou”，高邮人却把这个字读成“lou”（与漏同音）。每次，我拿起搪瓷盆去饭堂打饭，舍友就逗我：“今天打不打肉吃？”我有时舌头转不过弯，来一句“吃漏呢”，引起他们哄堂大笑。单单“肉”这个音，我练习了近一个月，才改过来。舍友常问我另一句：“你有多少双鞋子？”在高邮话中“鞋子”与“孩子”同音，我顺口答道：“三双孩子。”随后舍友则戏谑道：“唉呀，你还没谈恋爱就有孩子了。”去南京之前，我觉得高邮话跟普通话差不多，到了南京之后，才知道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对语言的掌控不太好，出生在周巷，邮城读高中，又在香港和伦敦住了不少年，再回高邮，我的口音四不像，加之，我讲话时不时穿插些英语单词。现在的学生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时上课，要解释单词的中文意思，学生总是听不懂我那蹩脚的高邮普通话，经常闹笑话。有一次，我告诉他们“opinion”的中文意思是“观点”，学生却在笔记本上写上“关店”两个字，搞得我哭笑不得，有个学生见机给我起了个“假洋鬼子”的绰号。

我母亲书读得不多，不识几个字，但她极有语言天赋，擅长给人起外号。母亲很少叫我们大名，一般都喊绰号。

我是家里的老巴子，脾气又不太好。小时候，母亲喜欢叫我“八角”，寓意我浑身长刺，脾气差，难相处，碰不得。现在，母亲管我叫“细姑老太”，细即小的意思。在中国，姑嫂关系向来难处，姑子一般为多嘴多舌、搅事的角色。既然都叫我姑老太，证明我在家里不是善茬、省油的灯。母亲称二哥为“二太爷”，既然达到太爷级别，也是一个碰不得的角色。我老舅在中学做校工，不擅农活，耕田犁地、撑船掌舵这些活都是我舅妈操持，母亲给他起了个外号“四太爷”，暗指我老舅懒，不事生产。

每次，我和女儿去母亲那儿吃饭，她一开门就对女儿说：“好佬来了。”女儿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懂外婆为什么那么称呼她，但小孩子听听就习惯了，也不深究。其实，我对“好佬”这个词的意义也不太清楚。最近，在刚竣工的穿心河绿化带北段，近老高邮照相馆那儿，有一扇墙简介高邮方言。我女儿一眼看见“好佬”这个词及其本意，她高兴地对我说：“妈妈，原来外婆在夸我，夸我能干。”

我家住的那条朝南朝北的小巷子，家前屋后的邻居各有外号。称小景子她爸为“二先生”，他念过私塾，识几个字，又会帮人刻章，得此雅称。不会游泳的被称为“旱鸭子”，性格温和而不惹是生非的称为“老好人”，喜欢帮人调停纠纷的就是“和事佬”，懒惰不爱做事称为“无事痨”，不听话、爱挑事的男孩称为“镗炮子”。

周巷人对语言的灵活掌控又何止在人名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田里栽的，都有不一样的叫法。

蝉又叫知了，在我们那一片，有三种叫法，叽溜、嘟溜及红娘子。叽溜体形偏大，黑褐色；嘟溜体形相对较小，粉青色；红娘子最小，青色。另外，它们的叫声也不一样。青蛙叫“田鸡”，蚯蚓是“寒蛇”，河蚌则称为“河池”。

土豆叫“洋山芋”，这叫法挺有道理，土豆本来自番邦，又形似山芋。玉米称为“棒头”，茄子则读成“瘸子”，红枣称为“蜜枣”，小青菜被称为“菜秧子”。

很多动词发音也不一样，如下（xia）雨我们那读成下（ha）雨，下（ha）田诸如此类的说法。打雷叫“响雷”，我觉得“响”字比“打”字更贴切。发呆叫“发茨菇楞”，乡下盛产茨菇，人发呆时的呆相，跟圆圆的、光秃秃的茨菇真有点像，挺形象的。做饭变成“烧饭”，旧时乡下没有电饭煲之类的东西，饭都是大锅灶烧出来的。吃饭叫“医饭”，这个词略带贬意，有点骂人的味道。

家乡的方言又何止这些，我在这不一一赘述。跟父辈比，我们这一代会说地道家乡话的要少得多。每当听到有人说家乡话，觉得很亲切，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