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留在高邮县报道组的印记

1969夏，我被调到高邮县报道组工作，直到1984年8月我再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一干就是15年。在这15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巨变，我本人也从长期只被当作工具使用的“笔杆子”，真正成为有尊严、有体面的知识分子，实现多年来的文学梦，心情舒畅地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每想到这15年的人生经历，我总会首先想到荐我出公心、待我如兄长的吴庚元先生。他原是省教育厅的一名干部，1957年大鸣大放时，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虽未被打成右派，却被发配回家乡高邮劳动改造。所幸县里没有歧视他，留他在县级机关当了一名秘书，分工负责通讯报道方面的工作。他的文字基本功扎实，加之工作勤奋，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基层采访，很快在省报发表了几篇颇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得到县领导的重视，并根据他的建议，进一步加强县报道组的力量。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他亲自推荐，从县文教局创作组调入县报道组工作的。

我与老吴素不相识，他从我在大学读书时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发现了我的写作能力，多次向县领导建议把我调入县报道组。这事，直到他1976年10月因脑溢血猝然去世，从未在我面前说过片言只语。我是在一次与朱葵的偶然闲谈中，才得知自己被调入县报道组工作的前因后果。老朱原是《江苏青年报》的美术编辑，差不多与老吴同时下放到高邮，分配到县文化馆。因为同为省下放干部，命运相同，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次，两人闲谈时，老吴告诉老朱，县领导已经同意，抽调一名叫陆建华的大学生到县报道组。老朱好奇地问：“他能写么？”老吴说：“他的写作水平比我高。”

朱葵回忆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甚至感到吃惊。因为当时我们觉得，在县里，没有人的写作水平能超过吴庚元。”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在背后以压低自己的方式赞扬别人。老朱是在老吴已去世后告诉我这段往事的，当时我听了激动难忍，印象更深，几近终身难忘， 

由于我一直热爱写作，加之与真诚、忠厚的老吴在一起工作，调入县报道组后，我心情愉快，自觉努力，很快就写出几篇产生影响的稿件。这些稿件在省报发表后，县领导很高兴，产生进一步用我的想法；可是，在调看了我的档案后，见我家庭出身不好，便打消此念，但仍视我为一枝可以使用的“笔杆子”继续留在县报道组。我因家庭出身不好，在生活的道路上屡受挫折，虽也曾灰心过，但并不对生活绝望，一直到现在，我的重要生活信条之一是：没有比写作更让我快乐的事情！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坦然地说：我没有辜负老吴对我的期望。到县报道组后，我不仅配合老吴写出很多关于高邮的新闻报道，还写出数量不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杂文、散文、评论。这一点，老吴起初不是太理解，他说：“新闻报道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写其他文体……行吗？”我向他反复陈述自己的看法：一个县，不可能有那么多值得报道的新闻，再说，省报发表新闻，要兼顾全省，也不可能老是发表高邮的稿件。我说：“如果，我们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中，有意联系到高邮的人和事，不也同样达到宣传高邮的目的吗？”

老吴最终接受了我的看法，这就有了后来一段时间内不仅在省报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发表的有明显高邮印记的杂文、散文和评论。这做法，在当时的各级报道组中很另类，明显突出，一时间，高邮县报道组声名鹊起。尽管如此，我与老吴仍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是身为社会排列“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敢有丝毫自满自得。因此，写文章时大多署名“高尤红”或县领导、基层干部和工农兵的姓名。后来，上面控制稍松，我与老吴也曾偶尔在少量文章中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那情景就像一个被迫长期戒酒的酒鬼，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地喝一小口，解解馋，过过瘾。

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写的这些文章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许多作品的观点偏颇甚至错误，但我并不“悔其少作”，相反，却敝帚自珍，因为这是一段真实的生活记录，是虽已远去却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不敢面对历史的真相是懦弱的，篡改历史以美化自己是可耻的。看到这些文章，我就会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许多文章的背后都深藏着一段难忘的故事。像1969年11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头条位置发表的以东风公社干部群众名义写的一组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一经见报，影响之大超出我与老吴的想象。这一组稿件，得力于《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黄际昌的支持与帮助。那次，老黄到高邮采访，我与老吴正在农村采访，听说《人民日报》记者到了，赶紧往县里赶。老黄在等候我们的期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偶然看到刚打印好的这组文章，大加赞赏，对我们说：“可以到《人民日报》发表。”我与老吴将信将疑。老黄回京后不久，这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赫然发表。我们的喜悦与激动自不待言，那情景至今如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