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宝应县夏集区蒋庄村（原属高邮，后划归宝应），但我的出生地在临泽镇大来米厂东侧，算是地地道道的高邮人。

老家那一带全是烂泥路，不过有黄土、黑土之分。宽一点的路多为黄土路，晴天平整，雨天很滑。有些是黄土和黑土搅和在一起的路，粘性大，干旱时坚硬如石，水涝时用这些泥土打坝头、堵缺口很牢固。我年复一年地走这样的土路，七八岁走到自家田头，壮着胆子爬上水车轴，尽管腿脚经常被车拐撞得红肿，终于学会了踩水车。跟着大人们学唱民歌号子和秧歌，文艺启蒙始于劳动中。

大片大片的水田，包括周边的谷场、道路以黑土为主。寸土寸金的圩埂两侧种上了黄豆、蚕豆，走这种路一不小心就滑到了水田里。

我家住房在村子的街边，祖辈们为小街铺了青砖路。父亲有一点文化，开了个小店，卖些油盐酱醋之类。卖东西大都不收现金，用鸡蛋和稻米兑换。父亲不定期地派我到临泽镇一个商铺取货。村子离临泽五里多路，除了初冬到早春，都赤脚上街。酷热的夏天，土路烫脚，钻心地疼。雨天路滑，更难以行走。每次取货，十岁的我挑着打猪草的两只柳篮，取回几斤酱油和醋，外加20只洋馒头。取货的款项，由父亲去结算，他对别人说，让孩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根本不懂。每次到家，赏一只洋馒头就心满意足了，上街不怕走路，唯一惧怕的是邻村桥头一户人家汪汪叫的大狗。我总是左顾右盼，和同行的大人们逃过那一关。

十多岁跟着养父随军去南京，暑假返回故乡。村里小伙伴们围上来盯着我的双脚说：“好玩呢，天这么热，还穿袜子，出什么洋相啊。”我进了家门，赶紧脱去鞋袜，光着脚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没几天脸蛋和双脚都晒黑了。那时候，小伙伴们十分羡慕临泽街上的人，梦想天天走在石板路上，那该多好啊。

196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高邮城。城上和周边地区的路，以沙石路为主。一户人家如果有一辆上海、天津产的自行车就觉得非常体面。机关干部下乡，基本上乘公交车，若是去界首、马棚、三垛、车逻这些乡镇，都是骑自行车。路上几乎看不见小车，县政府只有一部上海轿。因为路况差，高邮开往南京的客车，需行驶四个小时以上。

家乡的路难行。一次，县扬剧团去汉留演出，因为不通公交车，演职员是坐小轮船下乡的。晚茶时分，美工老姜发现幻灯片没有带，急忙打电话到城上的团部：“快找人骑自行车把幻灯片送来，我们也派人骑车到路上去接。”有一年夏天，我和王延龄下乡了解群文活动情况，没有公交车，两个人赤脚从营南步行到临泽洋汊。老王感慨地说：“这是我此生赤脚走得最远的路。”还有一年冬天，我工作在党史办，和夏金明采访夏奉山烈士史料，从临泽步行到宝应县团庄，晚上住在村支书家里。我俩睡在稻草铺上谈心，他说：“家乡的路哪天能四通八达，坐上车子畅通无阻就好了。”我说：“路通了，还要架桥。再说，国家哪有钱制造出大批的车辆啊。”

家乡的路，也有险情。从横泾到川青不通公交车，一路上行走要通过荡边的沼泽地，芦苇根戳破鞋子的事常有。司徒境内大河上的木桥既窄又高，走在上面直晃悠，城上人下乡望桥生畏。下放到文化馆的考古专家张老师和我一起走到那里，他说：“你要是从这桥上走，我只能爬过去了。”无奈，只得请鸭倌划条“鸭溜子”帮我们渡河。

家乡的路，曾经破烂不堪。最典型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海潮路，两旁垃圾成堆。夏秋两季若是有来宾坐小车进高邮城，只能把车窗紧闭，一是臭气难闻，二是蚊蝇直往车内飞。这条路通往火葬场，特别繁忙，因为高低不平，坑洼多，雨后遍地泥浆，送葬的车辆一次次在路上熄火。全县从领导到平民都觉得，这条路既是高邮的迎宾路，又是通往天国的平安路，一定要下决心修造好！

就在家乡处处难行的路上，我曾骑着自行车从高邮到爱人下放的一沟公社国庆大队。路途不远，但车上却载有四个人：车杠上坐着四岁的儿子，后座上爱人抱着小女儿。我也曾从造纸厂下大夜班之后，独自骑车去临泽附近，黎明时分才探望到下放在农村的父母……

如今，我坐着小车奔波于高邮城乡，深感近几年家乡的路发展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家乡的路早已乡乡通，村村通，省道连接高速，低田设置高架，跨江矗立大桥，气势非凡！多年前我去过欧洲十多个国家，觉得那里农村的桥梁道路并没有家乡的路平坦宽敞。近年到俄罗斯和东南亚旅游，发现家乡的路已超越了那儿的交通建设水平。

多年漂泊在外，家乡的路永远使我魂牵梦绕，难以忘怀。昔日家乡的路，洒满了我刻骨铭心的酸甜苦辣，也磨炼了我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眼前家乡的路，更增添了我开拓创新、建设家乡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