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6年5月30日，高邮文联30岁了。人云，文联可有可无，不像有些群众组织有责任要担当；亦有人云，充其量它不过是个“草台班子”。笔者却认为，它确实是文艺“家”、业余作者一个很好的活动平台。当下的文联已长成参天大树，沐浴在“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一片阳光中，根植于高邮历史文化积淀的厚土里，更有高举“受戒”大旗的汪老和被称为高邮“乡党”的诸君指引、扶植、激励，至今，大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令人欣喜，催人向前。

第一次文代会全体合影照片犹在。当时才20多岁的王干、夏涛已成为文联委员，夏涛自然喜形于色，更多的高手立于台阶，显得自信、矜持。诚然，尚有写家徜徉于“大野”，蓄力笔耕，成为未来的新星。

文联的生命力、凝聚力一在于“联”，二在于“动”。坚持笔耕和参与活动，完全是基于求是欲和获得感。第一次文代会刚结束，省作协便在高邮晚晴园举办了为期8天的青年文学评论讨论会，高邮文联参与协办，来自京、苏、沪的35位评论家参加。他们讨论热烈，气氛相当活跃，还有人为高邮文学青年开设了讲座，大家受益匪浅。有一天，有作家问笔者一件事，思想解放得可以的顾而问：这样的讨论会，高邮怎么派警察来参加？笔者一了解，原来是一“文学中年”自愿来参会，而且记录认真，因为是穿着司法制服来的，才有此误会。说明了原委，有人戏称顾老是“草木皆兵”。

此后，这类活动颇多，有时也有些麻烦。有次省作协来了几位同志访问，晚饭后，朱延庆、笔者等人陪他们到文学青年开设的“黑三角”咖啡店小坐。“黑三角”不“黑”，也不“黄”。大家天南地北地谈笑风生，气氛如常，无不满之言和越轨之行。没几天，公安部门有人正儿八经向笔者询问那晚的事，问到什么人，谈的什么事，有什么异常之处？笔者通报了所有情况，告诉他们，有朱延庆和笔者在场，一切平安无事哦！他们说，有事要报告，搜集这类情况，是他们的职责。笔者说，受党的教育几十年，我们是大大的“良民”，你们不必有此疑惑和惊恐。事后想想，也可能是我们少见多怪。

活动多，联络好，人们乐意耍弄文艺十八般兵器，善于向名人学习。如有名人来邮，文学青年敬请签字、题词的，争相合影的，常常络绎不绝。尤其是汪老第三次回邮，大家尽量与其零距离接触，在汪老面前歌舞，或者翻看他的私人相册，每当见到他和境外女作家以及年轻美貌女郎的亲昵照片，就问他夫人施松卿的感觉，施老师便说：“管他，远着哩！”在邮期间，施老师管汪老的是喝酒。一次午餐，徐桂福请客，施老师不同意喝酒，“要喝，顶多喝低度的。”有人答应。汪老对笔者低语：“管她说，上桌就由不得她啦！”结果，那天喝的是烈性的“五粮液”，十分尽兴，午后汪老高兴地为大家写了不少字。

汪老的书法是一绝，众人求之视宝，凡高邮人求墨宝的来之不拒。唯独有一次例外。那次市里在北京开招商会、联谊会，有公家人请汪老题写“青云直上”。汪老说，不写。把笔放下，坐在一旁抽闷烟。后经人劝说，挥笔写了《我的家乡在高邮》（一节），此作品现存高邮博物馆。

汪老第一次回乡途经南京，笔者认识了汪老。当时笔者在省文联驻会，并未领受县里接待任务。那天，笔者与水利厅胡同生（汪的同学）拿着介绍信送汪老去白下饭店。秋雨中，鞋子湿了，笔者把“鞋”字读成“孩”字。汪老说，一听就知是高邮人。到了饭店，房间紧张，只有每天10元以上的。要知道，1981年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笔者问汪老，这住宿费您可以报销吗？汪老说：住！事后对他的同学刘子平说，这小子怎么不会说话？刘老师又善意地提醒笔者，笔者深感内疚，真夯！

笔者遗憾的还有一事，与汪老结识多年，没有一幅他的字，本来有一幅，因为可恶的人为因素，竟然得而复失，流落他乡。

文联30年来，众多领导、著名作家、评论家谆谆教导高邮文艺界人士，要学习习近平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努力提高水平，增强精品意识，力争创作出与时俱进、人民满意、流传于世、传承于史的作品。

高邮文联成立后，曾有人发现名为“高邮县文化艺术会”会徽。经查无只言片语记载，未留任何历史痕迹。30年来，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始终把握方向，热心培土，辛勤浇灌，使文联呈现一片旺盛的生机；尤其是近几年，活动形式之创新，文艺成果之丰厚，社会影响之深远，已今非昔比。高邮加入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协会的，更令人欣喜，其标杆作用更召唤更多的人们前行，不少“才子”“才女”正登攀文艺高地而艰辛、快乐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