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倪文才先生近作有感

《故事里的故事》《跨越国界的爱》《中国邮文化》《高邮文化概论》《驿站风云》《高邮姓氏文化研究》《思想的足迹》，蓦然回首，倪文才先生第七本书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倪先生28岁出任县市领导干部，从宣传部长到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副书记、政协主席，在政务繁忙、事务繁杂的情况下，为官亦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层从政者业余写作的样本。

为官者写作，源远流长，有着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历史上很多留下名字的人物，他们的政治主张、治理政绩已如过眼云烟消逝而去，但他们的文章却千古流传。从政者写作，文化底蕴深厚的高邮有着宝贵传统，政去文名留的大小官员不胜枚举。从政者写作，也已成为今日高邮文坛一道亮丽风景。我到文联工作以后，稍一留神，发现从市领导到机关各部门、各乡镇园区、各单位，都有热爱文艺创作的爱好者，大树新苗，你追我赶，好不热闹。他们写作的动因，正如倪先生在《思想的足迹》后记中所言，自己写文章可以促进自身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和文字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一些问题，找到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好地推动工作。

研读倪先生及身边从政者写作现象，我认为，当下基层从政者写作有很多优势。我们现在的党政干部大都经过良好教育，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才华横溢挡不住流淌。从政者写作，其工作阅历丰富，接触面广，视野开阔，思维有广度有深度，写文章言之有物。他们写作，多年体制内培养锻炼，写作态度严谨、文字干净，注重传播正能量。从政者写作，将工作生活中的思想碎片系统化、理论化、文艺化，更好地指导实践、丰富体验。同时，写作也是他们作为一个人表达思想、分享观点、缓解压力的一种渠道。总之，基层从政者写作为文坛吹来清新之风，也为政坛增添文气。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政者写作，因自身工作繁忙，从事业余创作十分辛苦，在工作重心上不是焦点，而处在边缘，要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要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和良好的心态。

我们看倪先生，处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却能放下身段、眼睛向下，关注本地、关注身边，选择乡土性、贴近性的素材，深耕乡土文化、草根历史，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反而能不断写出有益一方、可传承后世的文字。

倪先生的近作体现了一种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2013年6月，高邮姓氏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倪先生作为市政协主席，出任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当时很多旁观者还不以为然。倪先生早已思考清楚，做这件事的意义、研究的方向等，换一个角度研究高邮历史、弘扬传承高邮文化。两三年时间，一部五大章、32篇、16万字的《高邮姓氏文化研究》出版。正如该书序言作者——省文化厅厅长、教授徐耀新所言：将理性分析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有嚼劲、有看点，易记易传……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倪先生的近作体现了深入调研、坚持不懈的精神风貌。为了写好一篇篇姓氏文化研究文章，倪文才先生每到基层调研工作之际，总不忘与当地干群探讨各地典型姓氏的来龙去脉，广泛收集资料进行研读论证。每篇姓氏文化研究文章，从立题到调研、写作、修改、定稿刊出，他一般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为此他给自己订下一个规矩：每晚8点半前必须回到书房，每个周末都“躲”在办公室写作。为了写《汪广洋后裔寻访记》，他收集汪氏家谱、走访山东临清等处，与汪氏后裔交流，广泛了解汪广洋文化研究现状，道出了许多我们应知欲知而未知的史实，文学性、史料性俱佳，《扬州日报》“梅岭”副刊整版刊发该文。《僧人的名号与宗源传承》一文，对我市寺庙僧人的名号、传承、含义等进行解读，不仅知识性、趣味性强，而且端正宗教认识、启迪智慧。 

倪先生的近作体现了一种学以致用的家国情怀和严谨认真的学者风范。他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高看一眼、深挖一锹，与时俱进，像《双凤堂王氏家乘中的文化信息》《族规与家训》，姓氏堂号中的励志故事、廉政故事等，都顺应时代潮流，从古老的族谱中发掘遵纪守法、爱国爱乡、和宗睦族等正能量，对传承好家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核心价值观，大有裨益。

以倪先生为代表的基层从政者，他们写作以清晰定位找准方向，并不盲目追求宏大叙事、热点题材、华丽词藻、文本技巧，而是我手写我心，我笔写我思。正如鲁迅先生名言，“小溪虽深，但浅得澄澈；泥沼虽不见底，但未必深。”我们宁愿做一条小溪，保持本色，不故作高深、云遮雾绕。

钱钟书先生出了一本书《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也写了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他们写得越边上越打动人心，他们走了，仍然活在人们视线中央。沈从文先生为时事所迫，从文学创作转向冷门的学术研究，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受到专家赞誉和读者喜爱……冷寂与热门有多远？边缘与中央有多远？一念之间。倪先生以笔为新起点，从为官到为文，从工作中的副业写作到退休后的主业创作研究高邮历史文化，正在走向人生舞台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