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属狗，腊月生的，大家都喊他腊狗子，同辈人叫他狗子，热乎。我插队到这里时，他虚24岁。他有个弟弟叫永龙，属龙，小他6岁。腊狗子的父母都在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了，他有个姐姐几年前嫁到了大河南(这里的人习惯把三垛河南的汤庄沙堰一带叫大河南)，留下了兄弟俩相依为命。姐姐舍不得两兄弟，隔几个月就带点吃的东西来，看着兄弟俩吃完才走。

兄弟俩的屋子在我们知青房子的紧东边，简陋得就是个窝棚，半人高的土墙上用茅竹搭成屋架，屋架上小竹做椽，上面盖草。屋里边长宽极仄，中间用泥巴墙隔为两半留一小门，里面是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搁在土基上的两块板拼成的床，一只用土基垫高了的木箱子。外间有一个两口锅的灶，一张矮小的两尺见方的桌子和几只小板凳，这就是兄弟俩的所有了。

腊狗子没上过学，可他认得字。他是左撇子，于是他用左手写字，写出来的是反字。我看他用左手写字的样子，也学着写，觉得左手写反字要比写正字方便。后来他还是改成了用右手写正字了。他在学校里要了几支粉笔和一块人家不用的小黑板，每天早上记下广播里的天气预报，然后挂在门口。早上捧着饭碗转到我们知青住处的社员都要路经他的门前看一下当天的天气预报。我们那里的农民在非农忙时，早晚都爱捧着饭碗走门串户，还特别爱到我们知青的屋里站站说说，交流交流粥碗里的咸菜萝卜干，如果有人不知道天气，别人就会说，到狗子门口看一下。 看到有人在他门前看天气预报，他很高兴。

我插队第二年的冬季，腊狗子的弟弟永龙去当了兵，指望日后有个好去处，就剩下狗子一人在家了。王支书舍不得他，让他做了小鬼，就是在大队里做通信员，为大队部跑跑腿，每天去公社送大队报给公社的材料，领回公社给大队的文件通知等公文，再去邮电所带回大队生产队的报纸和社员各家的信件，回来时把报纸信件送到各生产队。大队没有事时，他常待在家里，只要我在家，我们俩就相互串门，他常捧着饭碗坐在我这儿看我带的连环画报。我画画时，他就坐在一旁看。墙上常挂着好多我画的农民的头像，他边看边评论：像！不像！他还时常带两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连环画，给我临摹，其中画的一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他看了连说好。

他有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他喜欢吃饭时边吃边听电影录音。看不到电影，听电影录音也是一种享受。我常拿他的收音机拨弄，他总显得很紧张，说：“别瞎拨，拨到敌台上！”我逗他说：“真拨到敌台上，谁又能知道？”他说：“肯定能知道，仪器能测出来，就晓得有人听敌台了。”他是这样想的，不然怎么会有许多人因收听敌台被定罪呢？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看过的电影，交流其中有意思的情节，这种交流都是在去洗澡的路上。那时，气温一低家里就没法洗澡，洗澡要到浴室去，公社小浴室基本不开张，要洗澡只有到横泾或三垛去。横泾在甘垛北面约十里，从东团林抄小路可近一点，三垛是个老镇，浴室大一点，机会好还能看到电影。一天 ，我没上工，他也没外出，于是我俩决定洗澡去，商量了去横泾，横泾近些。说走就走，我俩悄悄锁门上路，因为怕被社员看见，说我们不上工闲逛。我俩从村西口上路沿曲曲折折的河岸田埂到大路，再直向北走。一路走一路聊。到了横泾，谁知正赶上浴室维修，洗不成澡，很沮丧。无奈，只得在横泾镇上转了转，买了一包大京果，两人边走边嚼回了东团林。去时一身汗，回时汗一身。

过了几天，我们又商量去三垛洗澡，两人都没钱，腊狗子说：“这样吧，每人弄点米，卖了就有钱了。”我说：“好主意，就这么办。”于是，我们用碗各舀了几碗米约五六斤，放在他的黄挎包里，我们背着包向三垛走去。三垛离东团林约十里路，来到三垛，先要卖了米才有钱，这事儿他来，我跟在他后面。进镇，站在一家门口，腊狗子问：“要米吗？”“不要。”再进一家，又问：“要米吗？”“多少钱一斤？”“二角五。”“二角。”“二角二。”“有多少？”“称多少算多少。”腊狗子递上挎包倒出米，人家一看嫌米碎，他说：“有点碎，煮粥才好呢。”于是称重，付钱。狗子拿着钱高高兴兴出了门，其实也就两三块钱。我俩直奔浴室，洗澡。那天我带了一只黑色人造革的包装了换洗衣裳，那包是我从家带来的，有大半新。我们洗好穿衣准备离开，浴室里的服务员看看我们不堪的穿着，看到我身旁的这只大半新的人造革包，有些不放心，疑惑的眼光在我们身上和人造革包之间扫来扫去。终于服务员发问了：“这个包是你的吗？”我故意装作没听见，没理他。“这个包是你们的吗？”他再次问道。腊狗子忍不住了：“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他朝我们望望，讪讪地走了。“狗眼看人低！”腊狗子嘟嘟囔囔地说。出得浴室大门，我们直奔电影院。没戏！于是我们把余下的钱切了一些猪头肉，又买了一包京果，一路走一路嚼一路聊，浴室的不愉快早已被抛到脑后。

这样的两人结伴去三垛洗澡看电影有好多次，电影《闪闪的红星》《未结束的战斗》就是在这期间看的。

秋后的一天，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出东团林不远，走在水渠旁的大埂上，水渠里的水不大，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只螃蟹正在洞口晒太阳。腊狗子示意我停下，他悄悄绕到对面，悄悄趴下，悄悄伸出手，猛然一下按住了晒太阳的螃蟹，嗬，真不小，身子足有一个拳头大！抓着螃蟹怎么再往前走，把螃蟹丢下，实在舍不得，于是三垛也不去了，回家，煮螃蟹吃！那时也真奇怪，螃蟹特别多，大白天，走在沟渠埂边，常看到在洞口晒太阳的螃蟹，还有刚脱过硬壳的软蟹，深褐色的。每天大早，走在河边和沟渠旁边的田埂上，可看见满地是螃蟹爬行的痕迹。上工的人常常带只盆子下田，晚收工时，站到水渠里，盆子放在水里飘着，人在后面边走边摸，不一会就能摸到不少半大的螃蟹，把螃蟹放到盆里赶紧拿盖子盖严，不然螃蟹就要爬出来掉到水里，岸上水里笑声不停。只要你愿意，一个空草粪塘里就能摸到几只又大又硬黑黝黝的大螃蟹。我不敢下去摸蟹，怕碰到蛇。狗子说，螃蟹洞口是扁的，比蛇洞大，蛇洞小，口圆。我还是不敢。

后来，我当了民办代课老师，被派去东团林南面的沈家厦教学，白天我就很少再和腊狗子在一起了。

不久，传来了在甘垛公社的知青中招工的消息，我连忙到大队报了名。虽然那时我连连碰壁，但我仍然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报名，什么地方招工，我报名，只有当兵我知趣地不动心，当然，结果都是名落孙山。这次的招工我依然想争取。大队王支书告诉我，这次政审工作由知青所在的大队搞。王支书要我别急，等外调结束再填表开贫下中农座谈会。我听说搞我外调材料的是大队民兵姜营长和腊狗子。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见到了腊狗子，他告诉我他和姜营长上城搞我外调的事。姜营长对他说，这是一趟好差事，有得吃有得喝。他们二人第一天傍晚到了我家说了事由，我妈妈一听是来搞儿子外调的，很热情，请他们吃晚饭，晚饭后他们住到了旅社。第二天一早，我妈妈要我弟弟上街买肉包子招待他们。早饭后，他们去教育局调阅我父母的档案，姜营长摘录了他需要的信息。中午我妈妈又请他们去吃了饭。下午两人回东团林。腊狗子告诉我姜营长对他说的话：小汪这次走不掉，下次我们还有得吃。“这话说得不地道！”腊狗子说。这次招工，我还是无望，腊狗子不会哄我，对他的话，我心存感谢。

一学期后，我调到了另一个学校，我们知青的屋子就给了腊狗子住了，这以后我和腊狗子的来往就很少了。

腊狗子弟弟当了两年兵就复员了，可复员军人国家不再包分配，他被公社分在甘垛一个社办企业。公社取消以后，腊狗子兄弟也分了田，但兄弟俩疏于农活又不善经营，自己种了一段时间后就把田给了别人代种。

后来，腊狗子到了一家浴室给人擦背。

兄弟俩一直没能成家。

不知现在他俩过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