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陈宝木，涟水县东胡集乡人。解放前后，时常穿着长袍，牵着毛驴赶集，做些小生意。外公的脚力很好，英气过人，连毛驴也畏他三分。外公人缘好，加之是军烈属，文革中，他照跑小买卖，造反派没敢动他一个指头。

外公、外婆抚养了四个孩子，大舅、二舅、姨娘和老巴子。前面3个是革命军人，二舅陈广友，在涟水打国民党七十四师时，光荣牺牲。外公、外婆最担心的是小女儿陈兰英。老巴子看到哥哥姐姐都在队伍里，也吵着要参军。外婆因二舅牺牲哭坏了眼睛，舍不得放走老巴子。经再三劝说，才留了下来。老巴子军没参成，也没长期留守在二老身边，1950年嫁给西邻红窑乡的陆树勋。1958年，怀着夫妻团圆、建设场圃的愿望，抱着3岁的我，来到了高邮果林场。

外婆归天之后。外公更加挂念老巴子和她的孩子们，几乎每年都要来高邮看望。从涟水东胡集坐驴车到淮阴，从淮阴坐轮船到界首，再从界首坐车（有时步行），到临泽西的果林场。路途虽不遥远，有时一天也难赶到。每次来，外公都是肩背手提、大包小袋的，给我们带来花生、地瓜干、山药、玉米面、豆饼等；有时还带上扫帚、棉花胎什么的。外公来了，我们和邻居们的孩子就像过年似的，很是亲热和开心。

三年困难时期，果林场家家户户很少动荤。场里也养着猪，那都是集体资产，是不能随便动的。有时病猪要死了，或老了又老的老母猪，实在不行了，刘如福场长才批准杀了，分一点给各户，打打牙祭。

1963年初冬，树叶逃离枝头，果树“膝盖”也被刷白。北风吹来，脸上冷刮刮的。外公踏着霜冻来看我们了。他老人家，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雪白的牙齿，特别亮的眼睛，留着好看的胡子，身穿长袍，脚着黄色翻毛皮鞋，精神蛮好，只是他的背，一次比一次驼了。外公看到外孙、外孙女面黄肌瘦，没有荤腥。一天大早，他穿着长袍出发了，跑了七八里，到了宝应的王营镇，集市冷，摊位少，没有猪肉了。外公又往西，走了二十多里，在界首镇买了3斤猪肉。

返回时，下雨了。雨越下越稠，长袍越来越重。外公不时在屋檐下躲雨，耽搁了行程。直到下晚，我们才看到外公拎着猪肉的身影。我和妹妹、弟弟高兴得不得了，溜着迎了上去。我们接过猪肉，母亲帮着脱下湿透的长袍，先用力拧了拧。我们缠着母亲要烧肉。母亲说，明天是星期天，外公为你们烧，我先给外公热饭，还要烘袍子呢。

依着母亲的吩咐，我们各干各的。母亲点着了柴禾，烘起了长袍，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长袍在母亲手中缓缓地翻着，柴禾慢慢地添着，热气轻轻地冒着。快半夜了，我的书看完了，长袍也烘干八九成了。洗脚，上床，熄灯，休息。那时，我们住的果园公房，只有紧巴巴的两小间。父母和小弟一张床，搁在里间。父亲被省农林厅借用，出差东北，3个月未回了。我和妹妹一张床，给外公临时铺的床，都在外间。躺下不久，我借小解，小心移动摊在长凳上的袍子，把它挪到我们的被子上。一觉天亮，霞光上窗。母亲微笑着对我说，嗨，袍子长腿啦，跑到你们的床上。外公起床摸着焐干的长袍，一把将我和妹妹搂在怀里，母亲的眼睛湿润了。看着外公穿上干松松的长袍，我们高兴、暖和。

早饭后，母亲去果园干活。外公挽起袍子的袖管，给我们做起了红烧肉。外公在切焯过的白肉，我馋得欲流口水。趁外公不注意，拈一块就要往嘴里送，结果还是被外公看见了。外公说，乖乖，还不熟呢。先给外公，等放上作料，烧透了再吃。两个钟头左右，萝卜烧肉做好了，香喷喷、油光光的，红彤彤、亮晶晶的。怎么看怎么舒服，怎么闻怎么有味，整个果园好像都飘漾着肉香。午餐时，外公和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欣慰中夹着辛酸。母亲还盛上一小碗，送给名叫小九子的孤盲女。

几十年来，都市、乡村，部队、地方，我吃了不少地域、不同做法的红烧肉，回味起来，还是外公做的香呵。

1974年深秋，我在浙江舟嵊要塞区当兵。听到外公仙逝的电话，很是难过。新兵不能请假，我在嵊山岛万金山头，遥祭亲爱的外公。那天下哨后，副班长李维康陪着我，在坑道北门的巨石旁，放好了猪肉、白酒、花生和冥钱，面朝北方，我致以深情的军礼，又深深地叩了三个响头。此时此刻，头顶上的蓝天白云，眼面前的山包松涛，山脚下的礁石海浪，仿佛都成了外公的长袍，我依偎着逶迤的长袍，有着别样的感触、感动、怀念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