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高邮文联三十岁了。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而在我——一个业余文学耕耘者的记忆中，却创下了无数的欢乐与艰辛；三十载，在时光的隧道中，仅仅是一道辙、一节轨，而在我——一个群众文艺追梦者的心海里，却留下了不尽的思念和眷恋。

三十年前那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胸佩鲜红的首届文代会代表证，和30多位志同道合的文学协会会员一起，面对相机镜头，留下了一张灿烂而又略带羞涩的笑脸。从此，岁月拉开了我与文联的情缘大门。

人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与文联的缘，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的是，我于文联成立前的1985年考上江苏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课的老师就是后来的文联驻会主席陈其昌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痴迷于业余文学创作且年龄已不小的学生来说，陈老师是倍加关心，也格外用心。这些，他后来在我的作品集《多彩岁月》序中曾有过描述：“在电大为这批成人学员上写作课，偶遇较长时间停电，陈宝林等一批‘铁杆’学员竟然买烛，秉烛听课，使我激动得双眼潮濡，从此更加不敢懈怠。”从此，我与陈老师几十年来师生情缘不断，自然成为一段佳话。

偶然的缘分当然是缘，但我总以为，靠钻研铺路，凭实力登攀，才是人生掌握机缘的必然结果。我从小就爱好文学，高中时，曙光中学《作文选》的首篇就是我的习作。后来，下乡插队、工厂锤炼，凡此结累了不少的创作素材。从1979年1月在《高邮文艺》（《珠湖》前身）上发表第一首长诗《张志新——我们心中的英雄》起，至1986年文联成立止，我在《高邮文艺》《戏曲选》《曲艺选》《珠湖》等园地上，已发表了二三十篇诗歌、快板、表演唱、小戏曲等。所以说，我能如愿加入文联，也算是顺理成章了。

说起我与文联的缘分，更难忘却的还是我先后结识了几位文联的领导和老师。起初是雪安理、金实秋、胡永其几位。雪安理擅长诗歌，一晚上能写百十行诗作，1976年我曾与他在大运河防震抗震文艺宣传队共事一年多，学到不少东西。后来他主编《高邮文艺》《珠湖》，经常向我约稿。1980年《珠湖》杂志创刊，创刊号及第二期上，都有我的诗歌习作。金实秋老师古文功底厚实，胡永其先生作品思路宽广，这期间，他们选用了我的好些文艺作品，如诗歌《新时代的董继光》、小戏曲《织彩霞》、快板书《爱情的波折》、小演唱《姑娘们的爱》等。陈其昌先生是我参加文联后第一位直接领导，也是我此生最为敬仰的恩师。多少次，我的作品经他点拨、修改、润色，而得以发表在各类不同的报刊上。如果说，我今天能写出一点东西，能有些许收获，都是和陈老师多年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我敬重他的学识，也敬重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敬重他为人处事的坦荡。三十年来，我一直为自己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高兴。继陈其昌主席之后，文联的薛序、许伟忠二位主席都曾对我的业余文学创作给予过无私的帮助与指导。 

我于1986年参加文联，同时业余就读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都为我后来的两次工作变动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1987年11月，我经文联推荐，调动到当时的明星企业——棉纺织厂，从事我喜爱的宣传工作，其间，我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厂生活的诗歌、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尤其是我的报告文学处女作《银梭之歌》被文联《珠湖春汛——献给国庆40周年报告文学集》作为首篇选用，让我毕生难忘。

让我毕生难忘的还有与汪曾祺先生的几次接触。汪老热爱家乡，也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他前后三次回故里，三次都来到棉纺织厂，和纺织工人座谈联欢。我由于工作关系，两次近距离接待了汪老。最后一次还请汪老为棉纺织厂题写厂名及企业精神。那天，汪老兴致很高，也一并为高邮文联、高邮文化馆、高邮中学等单位留下了墨宝。

1990年11月上旬，全国著名词作家石祥（《十五的月亮》作者）、沈亚威、茅地、龙飞（《太湖美》作者）等一行9人，应高邮文联、棉纺织厂之邀，专程从南京来邮，与纺织工人联欢。我有幸自始至终与艺术家们相伴。临别时，石祥老师送给我四句赠言：成功之路在于勤，创作之门在于新，歌诗之根在于情，感人之点在于深。同月下旬，高邮文联与棉纺织厂还共同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邮棉杯”文学征文，收到各地稿件600多篇，我有幸作为评委之一，阅读了好些精品佳作，好几篇作品后来被《雨花》杂志选用，为这次征文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2年，又因为文联的推荐与介绍，我有幸被当时的建工局商调去搞宣传。从此，我与建筑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多年来，我徜徉在各地的建筑工地，创作了不少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其中散文《走近建筑》，经《珠湖》登载后，被建设部《建筑》杂志社评为1999年度5篇精品文章之一；报告文学《凝固的乐章》，2004年刊登在《珠湖》“追赶的岁月”报告文学专辑上，后又被《建筑》等杂志选用。

以上仅是我的文联情缘的点滴回忆，这其中的每一块亮色，每一抹辉煌，都得益于文联各位领导及老师的关心、呵护和培养，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并让这份情缘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