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长兄左安武得先从我的父母、爷爷和家庭说起。

我父亲左桂湘读过几年私塾，又刻苦自学，熟读古典，算是一位文化人。解放前，他要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以独特的远见，拖儿带女闯荡上海大都市，还给我们起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小名，大哥叫阿虎，大姐叫阿妹，我叫阿根，小弟叫阿四、阿五，小妹叫阿六。他梦想靠奋斗在上海滩扎根立足，而且切实付诸了行动，除自己在电车上当售票员外，还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这样，母亲除了料理家务，还可以领着大一点的孩子在家门口经营生意。

父亲的梦想被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枪炮声彻底粉碎了。我们家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丧失了安全生存的和平环境。为躲避战火，不得不举家返乡。到了家乡后，以种地谋生。由于人口多，日子异常艰难，住的是土墙草屋。冬天风大，是用稻草堵住窗口的，连现在的牛棚、猪圈都不如。

1944年，国民党还乡团从临泽镇下乡抓人，来到了蒋庄，他们无非是通过“赎人”而敲诈勒索农民的钱财。爷爷左寿明正在挑粪浇菜，见状即搁下粪桶，上前理论：“大白天的，你们怎能乱抓好人啊？”爷爷好多事、好多嘴的秉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平时，他只要去临泽街上买东西，在庄上见了谁都要问：“我今天上街，你要代买点东西吗？”一个邻居递给他一只空油瓶和几枚铜板：“你替我买一斤麻油吧。”回村时，代买的东西多，像个跑单帮的。走到半路，拴在扁担头上的油瓶滑落到地面打碎了。他又赶紧回到街上买了一瓶麻油慢慢往庄上走。奶奶知道了这件事，和他吵了一架。这一次还乡团下乡，他又多事多嘴，灾祸降临了。一个还乡团员向姓徐的队长打了报告：“这家伙的女婿（雪明）参加了新四军！”徐队长生气了：“把他一块儿带走！”还乡团手上有枪，农民们敢怒不敢言。父亲从外地回来，急忙筹款，可是第二天清晨，我爷爷和另外几个人被还乡团无辜杀害。消息传到村里，大哥哭得在地上打滚，父亲请人去镇里抬回爷爷的遗体安葬。他惧怕还乡团再度行凶，赶紧外逃。

父亲隐瞒了逃亡的原因，在界首一个远房亲戚张玉珍家里打了十天左右的短工。当他得知这个有钱的亲戚刚刚当上了国民党界首区区长时，吓得要命，万一被临泽的还乡团发现岂不是自投罗网了吗？其实，张玉珍已经知道了父亲离家的原委，毕竟是亲戚，佯装不知，很大方地给了他不少钱，同意他异地谋生。

父亲漂泊到上海几年后，“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挺进到苏北地区，父亲壮胆回到了蒋庄。爷爷去世了，他的田亩自然归我父亲和大伯所拥有。当时全家有十亩左右水田，我们家人口多，田亩按人均分，土改时评为中农成份，可怜的大伯家人口少却评为富农。

解放初期正是大哥的少年时代，他品学兼优，成绩在小学名列前茅。姐姐没读完小学就务农了，为的是确保我读书。我们基本上能吃饱饭了，但我继续读书仍然缺钱。

长兄如父。家庭生活的重担除父母外，逐渐落在了大哥大姐身上了。他们协助父母辛勤耕耘，操劳家务。为了节衣缩食，父亲和大哥绞尽了脑汁。那年头，种田靠天收，经常发生洪灾。有一年发大水面临饥荒，大姐领着我登上本庄高大五子的木船，投奔到上海郊区种菜的外婆家。一年后怕耽误我上学，又把我领回村里，就读南蒋小学。即使是丰收年，家里人多嘴巴多，供我上学也没钱交学费了。父亲和大哥商量，先送我到高邮武安教书的大舅吴士甫家，后又把我领回来过继给三叔，哪知三叔患肺结核很快死去了。我幼年时的奔波路上，都有大哥携手搀扶的身影。

1954年，爷爷惨遭杀害十周年忌日，姑父雪明向部队请了假，从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风尘仆仆地赶到蒋庄。他对父亲说：“我投奔新四军去上华东公学，特地绕道来叫你一起去的，你为什么不肯去呢？”父亲无言以对，大哥在一旁说：“姑父，家里这么多人，父亲一走，我们生活怎么办呢？”大哥和父亲私下商量，决定恳求姑父把我送给他抚养。

大哥和父亲实现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愿望。在送我离开故乡时，大哥领着我上了从界首开往镇江的小轮船。饿了，我们跟船上借了碗筷，把母亲炒熟的小麦面，用开水泡后充饥。在镇江改乘大轮船，次日夜晚到了南京。他叮嘱我要节约每一分钱，弟兄俩徒步从下关跑到新街口。我说：“哥哥，我实在跑不动了。”他只得掏出八千元（现为8角），合乘一辆尾部烧木炭的小汽车开往孝陵卫。月光中下了车，路边部队的大门敞开着，没有动静，我们往门边走去。突然，探照灯一亮，四周通明，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哥把姑父的信交给持枪执勤的战士。他们看完后说：“深夜了，你们先住下吧，明天早上我们通知他来接。”我和大哥进了门边的招待所。房间内，圆形的帐子折腾了半天才整理好，但躺下来怎么也睡不着。大哥讲到了家中的生活困难。他说，穷人家的孩子只有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有本事做事情。他还说，父亲要我跟你讲清楚，不管哪个穷人家都不愿意把孩子送人的。这次，你是从糠箩里跳到米箩里，我们都是为你好。养功不抵领功，明天一见面，你必须喊姑父为爸爸！兄弟俩从大半夜一直谈到天明。60多年前的这番话，一直深深刻印在我脑海中。

大哥离世已十年了！我忘不了刚上小学时，抗美援朝、交公粮卖余粮、镇反等运动，和他一起参加了宣传队。他扮父亲，我扮儿子。晚上在汽油灯下演出，结束后我睡着了，他背我回家。我忘不了，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相信党，拥护党，热爱毛主席，没有一次参加打砸抢。父亲因逃亡躲在国民党区长家几天，被基层造反派认定为投靠敌人的反革命分子，含冤投河自尽，他仍然积极工作并尽力照顾好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我忘不了他从事会计工作几十年，不占公款公物，不占集体米粮。我忘不了，在近千户的大庄子里，他没有与任何人吵过架，而邻里发生矛盾和冲突，双方都异口同声地说：“找左会计评理去！”我更忘不了，他按父亲的吩咐，在草堂的柱子上写了一副对联:待有空读书必无读书之时，待有钱济人必无济人之日。

是啊，大哥的成长进步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父亲克己忍让、律己好学，母亲吃苦耐劳、俭朴善良，这些道德风尚对大哥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以及晚辈们永远是一本思不尽、读不完的良好家书！

长兄如父，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