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二哥从香港回来，第二天就张罗着给我们做午饭。早上匆忙去菜场买菜，竟把钥匙落在家里。买完菜，他到家门口但进不了门，又担心我们到家吃不到饭。他把心一横，跟邻居借个板凳垫脚，翻院墙入屋给我们做饭。这个小插曲让我回想起我们仨在老家的快乐生活。

其实，用《我们仨》做题目是不恰当的，毕竟我们兄妹四个。大哥在我三岁时移居香港，没在一起生活过，当然没有二哥来得亲近。二哥、大姐就不一样了，我们仨一起在老周巷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我是家里的“老巴子”，爸妈还是有点偏心的。二哥、大姐也事事让着我，他们知道，跟我过不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二哥长我八岁，大姐大我五岁。大姐只管做事不爱吭声，很少参与我们兄妹纷争。二哥呢，我们时不时有摩擦，主要是我做了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小屁孩一个，不安分得很，喜欢做跟屁虫，也喜欢瞎捣乱，整天跟着二哥瞎掺和，掺和不成，就向父母打小报告，导致二哥吃了不少哑巴亏，但他拿我没办法。

二哥是老周巷镇上的风云人物，大名无人不知，留过长发，穿过喇叭裤，喝过咖啡，玩过吉他，吹过口琴，踢过足球。加之，我二哥帅哥一枚，初中时就有几个女孩追他。那些女孩子借口到我家小店买东西，实则想与我二哥近距离接触。

二哥小时候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母亲的一席话，可窥其一斑。我侄子上初中时，也调皮得不得了，二哥整天被老师喊去问话，头疼得很，回来免不了向母亲抱怨，责备母亲把孙子娇惯得不像样，哪知母亲来了一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会打洞。你就是这个坯子，还怪我。”呛得二哥说不出话来。

二哥小时侯做得出格的事情不胜枚举，那些诸如年三十晚上忽悠我砧钱锣，赢走我压岁钱，又或是趁我掉头，从我碗里挟走瘦肉的小事就不在此一一赘述。

在乡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孩子要打打好过年，尤其是调皮的孩子，不然新一年指不定又要整出什么祸端来。每年“年关”，二哥都逃不过这一劫，遭受一下皮肉之苦。父亲偏心女儿，从未动过大姐一个指头。大姐也从未做过出格的事情。

我嘛，有过唯一一次跪堂屋的惨痛经历。大年三十下午，去后面小二子家玩，不小心碰翻了他家刚出锅的一碗猪油。那时，那东西很精贵，唯过年过节，乡下人才买一斤半斤熬上一小碗。那次祸闯大了，父亲罚我陪二哥一起跪。父亲忙完店里家里大小事务，好好收拾我们一顿，让我们长长记性好过年。

那时，二哥有一杆猎枪，天气晴和，他就提着枪出去了，当然后面还跟着一帮小喽，打些麻雀、野山鸡之类的野味回来给我们尝尝鲜。乡下人生活穷困，逮着什么就吃什么，自己肚子还未填饱，当然没有保护动物这些意识。

夏天，水稻田里青蛙、癞蛤蟆聒噪得欢。夜晚，二哥带个木桶，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提着戳青蛙的铁叉子，和一两个朋友去村西边的水稻田转一圈，回来保准小半桶活蹦乱跳的青蛙、癞蛤蟆，足够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

周巷东边是成片的滩荡，盛产芦苇。端午节要用粽叶包糯米粽，端午前几天，二哥叫上两三个朋友去荡里打粽叶。我特想去那地方，漫无边际的芦苇荡，听起来就挺神秘、挺诱人的。二哥从未带我去过，毕竟我太小，那片滩荡太大，人进入芦苇丛，很容易迷失路。每次回来，二哥跟我讲在滩荡里打粽叶的神奇经历，虽然我去不了，但听听也过瘾。

二哥太调皮，不是读书的料，初中毕业就去县城的华侨公司上班。第一次拿工资，二哥给我买了个粉红色的书包。每次回家，二哥从不空手，总给我买许多好吃的零食，诸如牛奶糖、巧克力之类，我经常拿着这些零食到处显摆，在小伙伴们面前臭美。

我到邮中上学，跟二哥住在一起。在学习上，我挺“抠”的，不到半夜不上床。每晚十一点钟左右，二哥敲敲我房间的窗户提醒我上床睡觉。每次考试，二哥早早地起床，拿着个钢精锅出去买包子犒劳我。后来，我去南京读书，除了父亲给的生活费，二哥也私下补贴我。记得有一次，他一下子给我汇了三百元，那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让我在南京快活了好一阵子。

写了二哥这么多，来说说我大姐吧。她永远是默默无闻的那个，大事件乏陈。家务活她包干，洗衣做饭最拿手。我呢，柿子拣软的捏，见大姐好说话，经常欺负她。她有时气不过，跟母亲告状，母亲来了一句，“哎呦，你小啊，还跟你妹妹计较。”大姐一听这话，立即蔫了下来。因有母亲撑腰，我在家更是嚣张跋扈。

有一次，大姐气不过，趁母亲不在家，好好地修理我一回。当然，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晚上母亲一回家，我赶紧添油加醋地向她打小报告，大姐又是被一顿数落。

在家人眼里，我永远长不大，即便人到中年，二哥、大姐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照顾我。在高邮，一直是二哥做饭给我和女儿吃；在香港，大姐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