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流行同学聚会。各种聚：大学、中学，甚至于小学同学。尽管我们已是花甲之年，并无多高的学历，初中二年在全部人生中也只占很短的时光，但不影响我们的聚会热情。五年前我们初中毕业四十周年，由热心的同学牵头和筹划，居然聚齐了当时的全班同学四十余人，并邀请到年近八旬的老师相聚一堂，那场面还真是一个“嗨”。大家从顽童到两鬓斑白，从少男少女到为人祖父祖母，很多人惜别了几十年重新相聚，那种激动、倾诉、回忆的复杂情绪，难于言表。

我们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拉开“文革”大幕的1966年，还没有跨进初中的大门，社会上就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以及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革命运动，大、中、小学全面停课。直至1968年底全国“复课闹革命”，我们才手捧“红宝书”进入初中的课堂，学业被白白浪费了两年。我们的初中是在各种运动中度过的，至1971年初（即1970年的寒假），我们就与小两届的学生一道毕业了。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们班除两个同学有特殊情况外，没有一个进入到高中读书，而是逐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社会，展开了各自苦涩酸楚或五彩斑斓的人生历程。如今老矣！回看人生，五味杂陈，唯两年的初中同窗情谊，倍加珍惜，记忆犹深。

我们班的男女生比例约为三比二。男女生之间不往来，也从不说话，谁要是和女生有个交集，立即成为全班的笑柄。实际上是懵懂的情愫，像未开的花蕾绽放前的一种羞涩。记得班上的男生每人都有绰号，女生也有，但只能悄悄地叫。四十年后重逢首先想起的居然不是对方姓名，而是他的绰号。这次活动最热心的组织者是“邓氏歌舞团”，邓同学因为先天疾患走路有点跛，不知哪个缺德的起了这么个绰号。他精心策划，前后操持了几十天，才有了这次聚会，所以我们封他一个“秘书长”。他坐在条桌旁热情地招呼着到场的每一位。另外一位发起人是“申大鸡”，他个头不高，口才不错，脸上常挂着微笑。毕业后到兵团，后又招进地质大队，不断学习与深造，如今已是地质方面的工程师。还有从小和我一条巷子长大的“桃二尾子”，今天他身挂两个照相机，不停地给大家拍照。李同学是我们班上的文艺积极分子，擅长歌舞，绰号“小七子”，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七。更有一层意思是我们班一个姓戚的女同学，同样是个文艺少年，他们二人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七”与“戚”同音，叫他“小七子”好像有一种暗喻与快感，还有人直接称他们为“二七一十四”。这次聚会我们推荐他俩做活动主持人，其风韵一如当年，只是童颜换白头。梁同学当时在班上个子拔尖，大伙给他起绰号叫“梁大长”，记得上街游行跳“忠”字舞，他故意用大长腿一扫撂倒几个小同学。他后来是一家国企的业务骨干，人称“梁总”。现在见到他，原本比较凸出的眼睛显得更加肿涨了，只是讲话仍然是那么幽默，令人捧腹。“尤豆子”在徐州工作，公务繁忙，人未到场，特地发来一纸贺信由“老来生”朱同学代为宣读。朱同学“老来生”的绰号缘自他是“老来子”，即他父母生他时年龄较大，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也叫“老巴子”。还有“汤辣子”，其实一点也不辣；“麻鼻子”倒是鼻梁上真的有几个麻点；高同学在班上个子最矮，就叫他“高矮”；本人“方八万”从一本小说人物的名字而得，我从小有一个文学梦，由于文化功底和命运造化，并没有圆梦。

四十年岁月，四十年风霜，曾经一张张稚嫩的面孔都被时光的魔掌抓了一把，脸上平添了许多皱纹，但一个个依然精神矍铄。大家一见如故，不管现今的地位、职务、职称，还是以“绰号”相称，似乎又返老还童了。“绰号”成为我们之间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如今互联网的时代，同学们要是将这些绰号变成“网名”，倒是别有意味。